结语（第3/7页）
此外，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意识形态僵化保守，政治思想工作粗暴简单，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成风，回避矛盾，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说教不仅削弱了人们的共产主义信仰，而且使党和国家极力倡导的共产主义思想成了乌托邦。一方面是宣传中的社会主义美好前景，另一方面却是西方国家远远高于苏联人的生活水平，以及党和政府官员正在悄悄享用的不亚于西方的生活水准，这使一些勤于思考的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合理性。当然，这并不是通常所说的西方腐朽生活价值观念侵蚀了人们的斗志，而是现有的社会主义理念与现实社会生活的巨大反差导致人们不得不如此反思。罗·麦德维杰夫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一个很准确的原则，我认为是绝对正确的原则，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说，只有时间和生活本身才能确定哪种观点是正确的，哪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只有人和社会实践才能检验真理。”[169]70年代后期莫斯科一位党内的知识分子曾经不无忧虑地谈到：“如果你透过表面现象深入的看看，那么你就会发现党员中真正具有信仰的只占百分之一、二。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如果能脱离党的话，就不会甘心情愿地留在党内。不过，他们又害怕脱党。”[170]
然而，面对久拖不决的持不同政见者追求民主、言论自由和维护权利以及公开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并且，这些追求大多是苏联宪法明文规定的，党和政府却不是从自身工作和体制中寻找其产生的原因，并通过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区别对待持不同政见者，因势利导，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克服消极因素，而是一味地限制、堵截、镇压，甚至增补俄罗斯联邦刑法第190条，创造“思想颠覆”社会主义的罪名，组建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克格勃第五局，不遗余力地“纠正”一切意识形态的偏离倾向。“不少资金花费在与不同政见者的斗争上……花费在一场对付本国人民，特别是对付知识分子的秘密战场上。”[171]难怪有人开玩笑地讲：“持不同政见者不是抗争苏维埃政权的人，而是苏维埃政权所抗争的人”，是政权千方百计希望其放弃离经叛道思想，回归苏维埃意识形态并与之保持一致的人。[172]
强化书报检查制度，逮捕审判持不同政见者可以迫使人们闭口不言，然而，却不能改变人们的思想，相反矛盾会越积累越严重。雅科夫列夫在分析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现象时指出：“正是他们理由充足的论断和正确可行的建议被宣布为反苏主义……那些痛苦地对所有一切考虑周详之后，冒着对本人和家庭带来灾难的风险，说出了自己想法的人，也许他们做法有点古怪，但毫无疑问，他们是祖国真正的爱护者。”[173]而这些祖国的爱护者在同政权对立与对抗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许多人被迫流亡国外，被流放、监禁甚至送进精神病院。一般来说持不同政见者大多是社会的精英，因为表现出某种积极性的社会成员往往是社会中的优秀分子或者是不满现状，具有创新意识并且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如果这一先进的群体被排除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以外，他们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积极性遭到压制甚至是迫害，这不应该是一个有前途的社会，因为它扼杀了自己肌体的活力。况且，“知识分子处在反对不民主政权立场的时候，用文学创作、社会政治思想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影响自己时代的社会意识，他的肯定作用是不会被人怀疑的”[174]，也不应该被人怀疑，他们批评社会制度的缺陷和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以此促进社会的进步。这些知识分子并没有夺取政权的企图，只不过是执着于自己的理想，并且对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尤为敏感，他们是社会的良心，追求的是社会公平、正义。
镇压和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尽管直接涉及的人并不是很多，但却严重毒化了政治气氛，“为了查清和迫害他们，就需要动用全部‘秘密警察’机关。这就意味着要更多地监视人，鼓励大家告密，检查私人信件，偷听电话谈话。这些事不可能完全隐蔽地进行：所有的人，包括地位很高的人，都害怕偷听、监视、告密。在这种场合事情是不是完全有根有据已经不怎么重要。”[175]同时，政府迫使知识分子和著名人士签名，公开谴责持不同政见者活动的做法，不仅给持不同政见者本人带来巨大的伤害，而对其他有关的人士也是一种伤害，使一部分被迫签名者陷入两难的困境。拒绝签名意味着对国家的不忠诚，工作和其他方面将面临各种压力甚至是处分；同意签名则会遭到国内外同行的蔑视，亲朋责备，名誉扫地。这样的精神折磨和精神损耗导致许多人意志消沉，知识界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日益加深，政治环境和人际关系严重扭曲变形。从而，导致冷漠无情、不问政治和消极情绪不断增长，双重道德标准开始泛滥，社会维系力开始瓦解。
为了反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和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党和政府越来越借助强力部门的力量，尤其是主管知识分子工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机构日渐膨胀，与此相联系的是对公民的监控不断加强，对居民群众的搜查、逮捕、审判经常发生，把持不同政见者许多正常探讨社会主义制度弊病和揭露社会问题的批评列入敌对行动，这一方面掩盖了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使社会弊病越积累越严重，进一步窒息了社会最后一点积极探索精神，粉饰现实，弄虚作假风气泛滥成灾；另一方面为党和政府一些官员不受监督和约束，恣意妄为，随意报复提意见者大开绿灯，结果导致贪污腐败风气愈演愈烈，党和政府威信严重下降，这不仅造成物质上的巨大损失，“道德的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人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府、整个领导的威信下降”[176]，这无疑对苏联解体和苏共丧失执政党地位起了巨大促进作用。
此外，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主流追求的民主、自由、法制、人权是人类千百年来的共同理想，执政党应该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不断扩大和充实它的内容，让它为自己所用。适度的民主和自由不仅不会削弱党和政府的领导，反而有利于政权的巩固，有利于了解社会各界的呼声，缓解社会的各种矛盾，是监督政府依法行政，防止国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的根本保证和途径，而苏联党和政府却对大部分同自己执政理念并不矛盾的行为严加镇压，结果非但没能解决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反映出的深层问题，反倒使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绵延不断，支持者越来越多，削弱了民众对共产主义美好前景的向往。同时，也严重损害了苏联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形象。尤其是武装出兵干涉捷克和侵占阿富汗，更使一部分持不同政见者走向寻求国外支持的道路，他们也逐渐改变了对政府和社会主义的态度，越来越倾向于同国际反苏势力联合，为西方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专制、独裁、缺乏民主和自由提供了难得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