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兵败如山倒（上）（第11/19页）

龙亭失守，开封全城整个沦入匪手。

事后知道大哥与七弟皆在此时被俘，久年患病的大哥曾对匪兵叱说：「玉阶（朱德字）在那裏？叫他来见我，」匪兵不知是谁？大哥说：「就是你们的朱总司令！」他们都唬不透大哥和朱德是什么关係，后来就把大哥放了。七弟大骂匪兵无人性，随意乱抓人，提起去年（三十六年）十月，匪军攻入巩县时，先母灵柩停在窑洞内，被匪挖开，公开暴露罚跪，以清算我历年来剿匪，反共的旧帐，然而先人何辜？竟遭此侮辱！此仇此恨无时或忘，不知何时才能得报？思之痛心！七弟被掳到杞县一带，后来乘机才得逃了出来。

这场战争，计伤毙匪军五万余人；国军团队官兵阵亡三千余人，伤五千余人；民众伤亡五万余人，失蹤万余人；房屋毁坏三万多间，以致无家可归，无米为炊的，约有十万多人。如此种种凄惨现象，实为旷古浩劫。

再说我于城中民房稽留两日，仍不见援军到来，知援军无望。二十二日午后，我获悉匪军调动频繁，且有大股匪队正经由大南门出城，正是出城的好时机，于是和随从数人选定出城时机和路线，经研判虽然援军是由东向西增援，如由大南门出城，将不为匪所疑，遂由副官程振东，副团长王东斗夫妇、营长李东方、卢倩（淑贞）夫妇、及营长张济超、宋士德、参谋丁源炳等男女八人，忠心义胆卫护着，很机警的巧骗了匪军耳目，大胆的跟随匪军部队，竟然顺利混出大南门。

先是程副官鑒于我争持手枪时，弄得满手鲜血，急中智生，为我敷上药膏，加以包扎，并及头部，诿称为乃父受伤送医，用手拉胶轮平车载我，当经过大南门时，可以说是生死关头，那裏有匪军的检查站，像是「鬼门关」，虽经严厉盘查，幸能各持镇定，不但没有露出丝毫破绽，反而能在匪军大队拥塞情况之下，平安脱险。这时已是二十四日清晨五时光景。

二十五日晨，我等一行人出城后向东出发，走走停停，虽历经艰险，幸大家机智应付，多能化险为夷。午后二时行至兰封以东之红花集，遇到邱清泉兵团所属的新五军第八十三师正向西推进，攻打匪军，两相对垒，无法通过，不得已，折向北行，沿着黄河南岸大堤绕过战线，始抵八十三师防地，当即迎导该师进至兰封。二十六日晨，新五军军长邱清泉接八十三师周志道师长报告，获知我来，亟派汽车迎接到他的军部，共商规复开封大计，积极进军，兵锋直指开封古城。匪军见国军反攻已近开封週边地区，乃亟行退去。

二十六日下午四时许，收复开封。

时局恶化开封再度沦陷

我于进开封城后，立即採取各项措施，首先恢复行政机关，收拾地方人心，鑒于善后工作急待展开，首先成立「开封匪灾救济委员会」，办理各项损失调查，据以施赈，并洽商邱清泉军，在每座城门驻兵，担任守护；另于城内划分区域，由各级政治工作人员奉同各单位特务连，分乘汽车往来巡察，以防游勇滋扰生事；至于该军的主力则在城外指定地区休息，并戒备匪军回袭；且抽调该军卫生医务人员亦划分区域开设「裹伤所」，包扎医疗，施行义诊；复发动公私医院，一律免费收容治疗负伤军民；对无家可归的概予分配至公共处所及学校寄宿，并拨款助之修建其破坏的房舍；对于无米无炊的，亟令省社会处、开封县政府，及商会等机构，筹措食粮，办理急赈，助之恢复生业，以安生理；收容失散官兵，得万余人，重建警察及保安团队武力；整理户籍，清查户口，以免匪人潜伏；迅即清除战场，掩埋遗尸；修复被匪破坏的城垣，及交通、通讯等，诸种善后问题，并发动民众协助第四绥靖区司令官刘汝明部军修筑必要之城防工事等等，于是很快的恢复安定了秩序。

蒋总统由西安到郑州，还嘉慰我协力收复开封，并批发开封善后救济费三千亿元。

开封战役后，我看到地方破坏之惨，人民灾难之深，心中异常痛苦，加以事后为筹措善后事宜，弹精竭虑，深感心力交瘁，况且身为河南省主席，未能保全地方，为民解除困苦，深觉有愧于我豫省百姓，因而七上辞呈，请辞去河南省主席职务，中央虽一再慰留，然我辞意坚决，终于获得允准，于八月二十六日奉命准予免除本兼各职，改命张轸（宇翼三，罗山县人）继任河南省主席。

记得我到南京晋见蒋总统时，他询问北方情形如何？我答说已整个糜烂。他一听这话便急躁得踱起方步来，连说「怎么办？」那时侍从室第二处第五组组长陶希圣（湖北黄冈人）在旁向我暗使眼色并以手示意我不要说。但蒋先生又问我怎么办？我本于良知道德不能隐瞒实情蒙蔽他，便直说了。他惊讶地说：「怎么演变到这种地步？」又问怎么办？我说：「办法是有，但也不太容易⋯⋯要训练两百个师，⋯⋯可惜没有武器。」陶希圣在一旁着急，也无法制止我说话，大有古之近臣替人主分忧之风，用心良苦，但我也很感歎古语中所说的「朝中无鲠介之士，则国亡矣」那句话。

在南京时，我住在灵隐路印度大使馆对面的房舍，后来蒋先生又召见我，要我担任「豫鄂皖剿匪总司令」，我说：「我是来京待罪，请求处分的，怎么可以？我不能接受。」蒋先生说：「难道你们认为关于国事，都要我一个人负责么？⋯⋯你和墨三（顾祝同字，时任参谋总长）研究、研究。」顾说：「明天商量。」我说：「我实在没法去，既无兵、又无将，怎么可以呢？」顾很轻鬆的说：「可以拨给你兵将。」我说：「即使有兵将，不知他们肯不肯打？当年你在郑州（顾任陆军总司令，民国三十五年九月十四兼任郑州绥靖主任），哪个听你的指挥？以你的资望尚且不行，何况是我？到那时既无枪又无粮，岂不误国害民？我确知自己无能力，非不受命，实不敢贻误蒋先生知人之明哦！」因为自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具有革命历史的十五军已被裁销，而今已无自己班底，故无能力报效国家，甚为痛心！后来由张钫接任这个职务，也难以补救恶化的时局，以致陷匪被俘。

民国三十七年九月二十日，我奉令调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将），并晋京就职，从此交卸一切军政职务，心情感到十分轻鬆，只是忧心共匪叛乱无已，大好河山遭此浩劫，又不禁为之扼腕长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