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兵败如山倒（上）（第4/19页）

六月三十日晚十一时过，华中剿匪总部来电给我说：「白总司令将于明日（七月一日）下午一时到老河口，希该司令官率同重要幕僚人员及行政专员等事前到达，準备举行会议，并加强飞机场一带之警戒为要。」夜间三时左右接到一六三旅报告，老河口东北的黑龙集（距老河口约六十华里）有共军约六七千人活动，同时石花街方面（距老河口约五十华里）亦有情况。据此判断，共军有包围老河口的企图，除向华中总部急电报告外，并建议白总司令不要到老河口来，如有指示，请用电报。白崇禧接到我的电报后，即不来老河口了。

七月一日傍晚，共军接近老河口，我令一六三旅，向穀城撤退，当晚撤退完毕。

七月二日晚，共军自东西两面向穀城进退，并由襄河东岸分数处渡河，抄断退路，一六三旅被截为数段，而分股向西南地区逃窜，至七月三日仍未与襄阳司令部取得联繫。

七月四日，共军继续南进，有进攻襄樊之势。同时，我接到华中总部命令，令我在襄樊固守待援。我于奉到这项命令后，作兵力部署，检查库存粮弹。弹药尚不成问题，而粮食则大成问题，临时在附近迅速抢购若干弥补。

七月四日晚七时，共军一部，开始向樊城攻击，与守军第一六四旅对战约两小时退去。我当时判断，此係试探性质的序战，并指示一六四旅继续沉着固守。黎明前共军一部再向樊城发起攻势，对战约两小时又退去。守军死伤共约十余人。估计共军的死伤，较守军为大。因之，我即利用此估计的事实，指出利用阵地之利。一六四旅曾因此增高了沉着固守的信心。

七月五日，共军仍在上半夜黄昏后、下半夜黎明前向樊城攻击，对战约两小时，又被守军击退。因此，我对一六四旅的信心，与一六四旅本身的信心，均与日增高。

七月六日晚上，共军除了在樊城发动两次攻势外，并于薄暮开始向襄阳西门外山地守备区攻击，万山和琵琶山于当晚被共军佔领。

七月七日晚，樊城方面，共军仍有两次攻势，对战约两小时左右后，仍复退去。

七月八日，华中总部令我将樊城兵力转移，增强襄阳山地守备区的力量，并派空军于中午十二时在上空掩护渡河。而一六四旅转移行动，颇为迟缓，所以落暮前未能接防完毕进入阵地，而共军则于晚七时又开始向山地守备区各阵地攻击，与瑟琶山连接、对襄阳城西门有瞰制作用的真武山，即于此际被共军佔领；不一会儿凤凰山及无名高地失守。我知道凤凰山和无名高地两阵地是全山地守备区的脊樑，如果不派总预备队去收回，整个山地守备区，即将崩溃。晚十点钟，凤凰山及无名高地的两阵地，均已夺回。拂晓，共军向凤凰山及无名高地反攻，被四八八团击退。

由九日到十二日，共军每晚两次向凤凰山及无名高地反攻，均被四八八团击退，山地守备区，赖以稳固。

七月九日，华中总部来电，令我派兵收复真武山，并于中午派空军掩护。我令一六四旅执行此一任务，但一六四旅结果未能将真武山收复。

七月十三日，蒋介石来电，问我将山地兵力转移城内，凭城垣固守何如？我覆电说，瑟琶山、真武山、岘山虽已失陷，但其余大部山区阵地仍在我手，倘全行放弃，则西门、南门及西南关全在羊怙山、虎头山及真武山的敌人火力瞰制中，于我更形不利。

七月十四日晨，蒋介石又来电话说，襄阳城垣坚固，山地兵力仍以转移到城内固守为宜。我感到这是蒋介石比较肯定的指示；同时，我又鑒于共军从七月十二日以后，已未再向凤凰山及无名高地反攻，其他各阵地亦甚沉寂。我当时估计，共军有放弃对山地的攻击而逕攻襄阳城或截断我城内与山地守备区联络的企图。我与郭勛祺、易谦、胡学熙及周建陶（视察组组长、战地视察官）等研究后，决定遵照蒋介石的指示，下令山地守备区各部队于十四日中午十二时零分转移，按四八八团、一0四旅及一六四旅之次序互相掩护。由南门入城，约在下午三时转移完毕。黄昏时共军突向西门外的同济医院攻击。晚八时过，同济医院失守，西门陷于暴露。

在山地各部队悉数转移入城后，各部队长以兵力集结，更具信心。郭勛祺向我建议，并自告奋勇说：「几个旅都调入城内，需要设一个城防指挥官，统一指挥，我愿来讨这个差事。」我当即下了派他做城防指挥官的命令。他又向我要求说：「还请给我杀人权，允许我『先斩后奏』。」因此，我又下了一个手令：「在守城作战中，敢有贪生怕死擅自放弃阵地者，该指挥官得根据情形，即予枪决，然后补报。」

七月十五日早晨，我想到，为了减轻一0四旅的负担，并使各部队任务明确，以免混乱起见，城防部署需要重行调整。我即写就要点。郭勛祺于接到我提示的要点以后，来对我说：「不能调整，时间来不及。」于是我就把重行调整的意图放弃了。中午，我到鼓楼（即昭明楼）一0四旅及砲兵指挥所去看了一看，然后又转到视察组所住的襄阳旅馆和周建陶下象棋，以心绪不闲，未及终局就没有下了。黄昏（约下午七时过），共军开始在西门及南门攻击，双方对战，砲火相当猛烈。八时左右，一六四旅旅长刘玉杰来电话报告说：「好像敌人已经进了城了呀。」

共军攻破襄阳城 尽力死守成孤军

不久判明，共军是已经入城了。城内四处发生枪声，喊杀之声震耳，守备体系已被打乱了。于是即作加强司令部守备的準备。我想利用司令部周围的砖墙及四角的高碉和伏地堡，作死守计，以等待援兵。此时，各部队溃兵、司令部住在外边的人员和眷属，以及专员公署、县政府等的员兵，均纷欲逃入司令部。郭勛祺为免司令部内的壅塞和杂乱，已令将前后左右各门关闭，并堆上沙包。易谦到我的办公室来见我向我建议，趁此混乱之际，走出司令部，利用水鬼，泅过襄河逃走。我当时一方面认为，四面被围，逃出的可能极小；另一方面认为，我一出走，司令部核心工事，即刻发生动摇，不如死守司令部，尚有一线希望。因此，我未採纳他的意见。他就去了。他和视察组组长周建陶似即混出司令部，照他向我建议的行事。我以事已至此，未阻止他们。

我为避免流弹，从办公室转到碉堡。这时，城内各处的枪声和喊杀声，仍继续未停，而以鼓楼一带为最激烈。鼓楼是一0四旅和砲兵的指挥所，最初尚和我通电话，约在晚十点左右，电话也断了，但仍在继续抵抗。我希望鼓楼和司令部这两个核心工事，互为犄角，能够坚持到最后一分钟。郭勛祺向我建议说：「我们固守着司令部，等到明天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