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石（第4/19页）

结构功能主义者对社会的分析比文化决定论者精细入微得多。不过，他们为显示结构如何支持功能而收集的原材料最终还是落入两个现已众所周知的范畴——神话和亲族关系。关于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学术界的辩论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使用的措辞越来越复杂，使外行人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二战”后，一位天才横溢的法国人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又给辩论加了一把火，他提出结构比功能重要得多，而且言之成理，很能服人。列维－斯特劳斯从弗洛伊德最喜欢的禁忌的概念入手，给它提供了人类学的基础，这是心理分析学家一直未能做到的。他说，在原始社会中确实存在着以神话做根据的对乱伦的禁忌；回避这一禁忌的办法是在家庭、部落等单位之间互相交换，女人则是用于交换的最宝贵的商品。交换制度平抚了愤怒和不满，为了避免乱伦交换女人更是使所有人皆大欢喜。

在人类学中，寻求对社会如何保持稳定、如何自我维系的解释压倒了所有从其他角度的研究。人类学家知道争夺女人是原始人冲突的主要原因，但他们不肯去研究这种冲突造成的后果，即战争。这是有悖常理的。列维－斯特劳斯撰著的时候，刚刚发生过世界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一些主要的人类学家，包括那一代英国人类学家中杰出的爱德华·埃文斯－普里查德，都参加了那场战争；埃文斯－普里查德在1941年甚至在埃塞俄比亚率领一支由部落成员组成的队伍和意大利人打过仗，那些部落成员对原来统治他们的意大利人令人发指的报复使他终生都无法释怀。无论如何，两次世界大战的性质，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壕堑战那种病态的程式性的特点，都亟须人类学家的调查研究。人类学家却对此需求视而不见。

造成上述情况的部分原因也许是美国人类学家哈里·特尼－海伊在1949年出版的《原始战争》这本书。特尼－海伊看到其他人类学家一致不肯承认战争是人类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不耐烦之下写出了这本有意冒当时理论之大不韪的著作。他和同代的许多人类学家一样，田野考察是在美洲的土著人社会中做的，而有些美洲土著人是人种学家所见过的最好战的群体。然而，1942年，特尼－海伊离开大学参了军；他运气很好，被分配到行将永远消失的骑兵部队。一个受过教育、有想象力的人接触到战马和骑兵的武器，思绪一定会回到人与动物世界关系的初始之际；和特尼－海伊同时期，曾在德国最后的骑兵团中服过役的亚历山大·施塔尔贝格写道：“只有和一队骑兵一起纵马驰骋过，才能体验马群的迷人，因为马是本能的群体动物。”特尼－海伊骑马挥剑的经历开阔了他的眼界，使他看到了专业人种学家关于早期战争的几乎所有著作中都存在的不足。

（他在其著作中开宗明义地写道）社会学家总是把战争与战争的工具混为一谈，这种冥顽不化到了惊人的地步，更有甚者，他们的著作显示出……他们连军事历史的简单内容都一无所知……二等国家军队里的一个尉级军官比起大多数分析人类社会的学者来，头脑都更清楚。

特尼－海伊说得对。有一次，我在和一位名声卓著、管理着世界上最丰富的武器和甲胄收藏的负责人谈话时不经意地提到，在火药时代，外科医生从战场上负伤的伤员身上清除出来的碎片大部分都是他身边战友破碎的骨头和牙齿；他听到这话，脸上显出厌恶的表情。后来，我的脑海中经常会浮现出他那时的表情。他对作为物品的武器熟稔于心，却从未想过那些武器对使用它们的士兵的身体所产生的效果。特尼－海伊指出，“由于这种非作战者的态度，博物馆收藏了几百箱来自世界各地的武器，都分了类，标了展品号，其实对那些武器完全不懂。”他决心使他的同行了解他们所研究的人民生活中黑暗暴力的一面，认识到那些人在仪式上佩带的武器是用来砸碎骨头、刺穿皮肉的，明白据说可永久维持亲族关系平衡的交换机制一旦打破所带来的致命后果。

特尼－海伊不否认有些原始人处于“前军事”阶段。他甚至愿意承认，有些人如果没有外部作用，会很乐意选择像玛格丽特·米德看到的萨摩亚人那样的和平有益的生活方式。然而，他坚持认为，战争是自古以来的普遍现象，例外少而又少；他不断向其他的人类学家强调这一点，不遗余力，毫不留情。

人种学家孜孜不倦地把一切物质和精神的文化现象尽力予以描述、分类和整理。他也毫不犹豫地长篇大论地讨论战争，因为战争是人最重要的一个非物质的情结。但对于“这个群体

如何作战”这个核心问题，他却避而不谈。做田野考察的人对蛋糕上的糖霜层了解得巨细无遗，却忽视了蛋糕本身。

特尼－海伊这位当过骑兵的人类学家引用了大量关于群体如何交战的人种学记录。他一支笔大开大阖，从波利尼西亚到亚马孙河盆地，从祖鲁兰到印第安人居住的北美大平原，从接近北极的广阔冻原到西非的森林，详尽介绍了这些地方的原始社会折磨战俘、吃人肉、割取敌人的头皮、砍掉敌人的首级作战利品、把人开膛破腹用作祭品等等血淋淋的做法。他分析了几十个不同社会中作战的确切性质，描述了新赫布里底岛上的人指派勇士在对垒的两军面前表演仪式性的决斗；北美的帕帕戈印第安人部落的酋长在战斗中指定某些人做“杀手”，并命令其他人负责保护杀手；阿西尼博因印第安人推举做梦打败了宿敌的族人领导作战；易洛魁印第安人则设有战场督察，抓住作战中企图开小差逃跑的人，迫使他们担负起作战的责任。他不厌其烦地详细记录下投枪、弓箭、棍棒和刀剑在人的肉体上造成的创伤。为避免哪位胆小的同行畏缩不肯设想燧石矛头的功能，他指出，燧石矛头的直接后裔就是刺刀。据他指称，历史上死在这一类武器下的人比死在任何其他手工制品下的人都多。

特尼－海伊的目的却不止于向其他人类学家显示原始人也残忍嗜杀的证据。他根据所展示的证据提出了一个令人痛苦的关键问题。他说，人种学家致力于研究的社会大部分存在于“军事的地平线下”，而只有当它们将来升起到这个地平线以上的时候，这些社会才算是进入了现代时代。他因此对文化决定论者、结构功能主义者和列维－斯特劳斯的追随者（列维－斯特劳斯的开创性著作《亲属关系的初级结构》也是1949年出版的）一并提出了挑战。特尼－海伊大胆宣称，研究对不同文化系统的自由选择、对生境的结构性适应，或对传说的交换制度的管理，企图借此来寻找自由国家的起源，完全是白费力气。他坚称，原始社会注定会永远停留在那个水平。只有当一个社会从原始战争转向他所谓的真正战争（有时他称其为文明战争）之后，国家才能出现。以此推论，只有当国家出现之后，才能对它的性质做出选择，无论是神权制、君主制、贵族制，还是民主制。他断言，从原始到现代的关键测试是“有军官的军队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