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赤白对立”(第2/7页)
除维持生存的因素外,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军纪、政治工作薄弱、素质较差也是导致上述问题的重要原因。地方武装发展过程中“总带有或多或少的强迫,甚至完全用强迫命令而编的”,“兼之平时没有教育训练与党的领导薄弱……到白区乱抢东西则是普遍的发现”。“因为没有明确的阶级路线,有许多赤色武装到白区去,不坚决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甚至负责人也不切实做到,工农的东西乱拿,群众跑出去了,以为这些是‘反革命的东西’,也可以打土豪!”[151]以致指导机关明确要求“党要坚决转变乱拿白区许多东西,不问穷人富人都捉来的许多错误,应当把赤卫军、游击队在白区行动的政治教育与军事纪律的建立成为目前主要工作,才能避免赤白对立”。[152]
随着苏维埃区域的扩大,当其向城镇扩展时,传统的城乡间相互敌视也对赤白对立现象发生影响:“城市方面的一般人,对于乡下人有鄙视欺侮的举动,是很普遍的事实,因此发生了城乡恶感。”[153]“农民上县的时候,则检查异常严厉,有时借故寻衅,将农民捉去罚款,弄得一般农民不敢到城里去购买货物,农民非常怨恨城市。”[154]由于此,“在游击战争发展到城市去,农民便摧毁城市以泄恨,少不免影响中小商业停闭”。[155]闽西中共地方苏维埃组织农民攻城时,“农民更喊着‘杀尽城内人’、‘烧尽城内屋’的口号。那时农民痛恨城内人的心理是十分一致的。他们都说:打进了城不但要杀尽抢尽烧尽,而且还要将城墙拆去。于是城内豪绅地主便利用这些口号去煽动城内贫民仇视我们。果然,一般贫民受其利用,做侦探、当团丁、做向导,无所不为”。[156]
应该承认,在所有上述因素中,农民本身是造成赤白对立的基础性原因。中共的苏维埃革命和农民的支持息息相关,为获得农民的支持,一定程度上对农民利益的让步不可或缺。事实上,当中共武装攻打城市或到白区活动时,当地群众通常都是积极的参加者。这一方面反映了农民的革命要求,同时也和其搜罗财物这一利益目标有关。在此背景下,不分阶级、贫富乱拿财物变得难以避免。北上抗日先遣队报告:“我们打罗源县时,群众戴了小斗篷,拿了梭镖、扁担,足站了有五里路长。县城一打开就自动地拿东西,阻也阻不住,话也听不懂。”[157]福建方面也反映:“贫民的房子也去搜,上至银钱宝贵的物件,下至很破很败的衣服,不管是贫民、雇农、中农都把它掠回来。发动群众去参加就是去掠东西。有的群众说‘你们得的是钱,我们得的是坏东西’。攻进乡村时豪劣地主逃跑了,存下来小儿老人,也杀得鸡犬无存。”[158]江西万载农民甚至出现“七八间(处)抄抢队的组织”。[159]
当时,中共领导人对如何在发动群众参加斗争同时又保持严格的纪律颇感困惑,默认群众的抢掠行为势必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形象,强硬制止又担心引起群众不满。当中共刚刚开始军事斗争,南昌起义军退到汕头时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当时中共采取了严厉措施加以制止,但不久中共中央就改变了这一做法,并对执行制止方针“逮捕并杀乘机抢劫贫民三人”的责任人“以留党察看一年之处分”。[160]然而放任不管造成的混乱其实也是中共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因此,当1927年底的放任方针某种程度上和“左”倾盲动联系在一起后,中共也在调整自己的政策,1930年赣西南报告称:
(农民自卫军)五军攻下分宜后即准其进城,但进城后则全不问贫富先抢劫一空,有时还乱杀乱烧,五军因得了这一经验打下袁州即不许进城,同时还向他讲演并说明不许进城是因为敌人武装还没有完全缴得,恐进城受误伤,并马上没收一部分东西分给他们。但在当晚约一千余人爬进城来抢劫了数十家烧了房屋,军部马上派人来制止无效,继派武装弹压无效,并抢弹压士兵的枪,士兵以正当的防卫向空中开枪示威误打死一农民群众即镇压下去了,但引起了农民的反感。[161]
当地负责人对这一处理及其后果没有把握,请示中央“以后再逢有这样的事是如何处理”。[162]确实,完全放任会导致秩序失控,但加以约束又会影响到农民积极性,中共在这一问题上颇有点左右为难。1931年,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计划进攻七坊时明确要求“群众赤卫队绝不要去”;[163]苏区中央局也激烈批评:“各地破坏城市尤其是在城市中大烧房屋的办法,完全表现流氓路线,农民意识失败主义是非常错误的,以后要极力纠正。”[164]但总的来看,中共更多时候是采取教育和引导的方式,不加以过于激烈的控制,由于农民本身的利益冲动,抢掠行为仍无法完全制止。福建连江群众到白区去,拿走的东西“从棉被衣服直到饭碗,火钳都要被他们带着回去。而且还说:‘我跟你们打土豪,你们是很划算得来的,我们只拿一点东西,但是你们却由我们的帮助罚了很多钱和得了很多武装”。[165]
除中共本身原因外,中共的对手方国民党方面及地主也为赤白对立的形成推波助澜。毫无疑问,在动员农民的能力、方法、投入的精力及可利用的资源、手段上,国民党在苏维埃时期远远无法和中共相比。于国民党而言,赤白对立可以有效地限制中共力量向其控制区域的渗透,而其对苏区的影响,由于拿不出像土地革命这样富有号召力的实际措施,本来就困难重重。因此,和中共极力想消除赤白对立不同,赤白对立为国民党统治地区构筑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是他们乐于看到的。同时,维持及造成赤白对立,也符合其封锁苏区、打击中共的战略目标。
国民党方面制造和加剧赤白对立主要依赖的是苏维埃革命的被打击者及中共在开展革命过程中的一些错误。随着苏维埃革命的进行,苏区内外的地主、富农作为革命的打击对象成为国民党政权的坚定拥护者,同时一部分中农及包括贫农在内的其他一些阶层出于对中共的误解也产生恐惧心理,而中共苏维埃革命初期的盲动政策及后来的“左”倾政策都加剧了这一倾向。当国民党方面试图在政治上与中共展开竞争时,这些都成为中共可被突破的软肋。和国民党政权一样,作为革命中的被打击对象,赤白对立也符合着豪绅地主的利益,因此,他们比国民党政权更积极地制造着赤白对立:“龙港的豪绅(非赤色区域)利用宗法社会关系,鼓动一些盲目群众,准备向当地同志进攻。”[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