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赤白对立”（第4/7页）

[1] 王首道回忆：“当时党中央派去各苏区的领导干部，传达贯彻苏联搁别乌（即保卫局）的肃反经验。”见王首道《回忆湘赣苏区》，《湘赣革命根据地》（下），第852页。

[2] 《中共江西苏区省委四个月（一月至四月）工作总报告》，《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一），第174页。

[3] 《少共闽粤赣省委一年来的工作总结》，《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1933）》，第16页。

[4] 《赣东特委步青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8月8日）》，《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第79页。

[5] 《少共闽粤赣省委一年来的工作总结》，《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1933）》，第14页。

[6] 傅秋涛：《关于湘鄂赣边区内战中期后期历史情形报告》，《湘鄂赣边区史料》，第54页。

[7] 《中共湘赣苏区省委报告》，《湘赣革命根据地》（上），第271页。

[8]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六号》，《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657～658页。

[9] 司法人民委员部：《对裁判机关工作的指示（1933年6月）》，石叟档案008·548/3449/075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10] 张闻天：《闽赣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斗争》第71期，1934年9月7日。

[11] 洛甫：《把革命的警觉性更加提高起来》，《斗争》第41期，1934年1月5日；《对于我们的阶级敌人，只有仇恨，没有宽恕》，《红色中华》第193期，1934年5月25日。

[12] 《给各级党部党团和动员机关的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卷，第269页。

[13] 梁柏台：《裁判机关的主要工作方向——镇压反革命》，《红色中华》第156期，1934年3月1日。

[14] 《对于我们的阶级敌人，只有仇恨，没有宽恕》（社论），《红色中华》第193期，1934年5月22日。

[15] 《在加紧整理中的万泰工作》，《红色中华》第191期，1934年5月21日。

[16] 董必武：《把检举运动更广大的开展起来》，《斗争》第61期，1934年5月17日。

[17] 《西江县——红五月扩红突击中的第二名》，《红色中华》第199期，1934年6月7日。

[18] 司法人民委员部：《对裁判机关工作的指示（1933年6月）》，石叟档案008·548/3449/075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19] 《闽赣省枪毙反革命首领两只》，《红色中华》第180期，1934年4月26日。

[20] 张闻天：《是坚决的镇压反革命还是在反革命前面的狂乱？》，《红色中华》第208期，1934年6月28日；《西江县——红五月扩红突击中的第二名》，《红色中华》第199期，1934年6月7日。

[21] 张闻天：《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斗争》第67期，1934年7月10日。

[22] 《江西省宜黄县裁判部法庭判决书，第5号》，石叟档案008·548/3449/075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23] 《中共于都县委七、八、九三个月工作总结》，《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二），第257页。

[24] 《挟嫌妄报的反坐》，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司法汇刊》第1期，1933年6月16日。

[25] 《于都岭背区开始进行查田运动中》，《司法汇刊》第2期，1933年7月9日。

[26] 张闻天：《无情地去对付我们的阶级敌人》、《闽赣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斗争》第49期，1934年3月2日；第71期，1934年9月7日。

[27] 《对于我们的阶级敌人，只有仇恨，没有宽恕》（社论），《红色中华》第193期，1934年5月25日。

[28] 《在整理裁判部工作中中央司法部洗刷动摇妥协分子》，《红色中华》第174期，1934年4月12日。

[29] 洛甫：《无情的去对付我们的阶级敌人》，《斗争》第49期，1934年3月2日；梁柏台：《裁判机关的主要工作方向——镇压反革命》，《红色中华》第156期，1934年3月1日；张闻天：《对于我们的阶级敌人，只有仇恨，没有宽恕》，《红色中华》第193期，1934年5月25日。

[30] 司法人民委员部：《对裁判机关工作的指示（1933年6月）》，石叟档案008·548/3449/075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31] 《裁判条例》，《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4册，第83页。

[32] 《中共湘鄂赣省委第二次执委会决议案（1933年1月3日）》，《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2辑，第15页。

[33] 张闻天：《于都事件的教训》，《斗争》第53期，1934年3月31日。

[34] 童小鹏：《军中日记》，1933年8月21日，第41页。

[35] 张闻天：《是坚决的镇压反革命还是在反革命前面的狂乱？》，《红色中华》第208期，1934年6月28日。

[36] 《江西省人民政府财政厅6个月（从初解放到年底）工作综合报告》，程懋玲编《江西财政报告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第4页。

[37] 列宁：《论粮食税》，《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218页。

[38] 列宁：《论粮食税》，《列宁全集》第41卷，第217页。

[39] 潘汉年：《这样的工作作风好不好》，《斗争》第63期，1934年6月9日。

[40] 《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农民负担（1927～1949）》，中国财经出版社，1990，第105页。

[41] 《中共江西省委关于全省推销经济建设公债的初步总结》，《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1934年）》，第305页。

[42] 陈寿昌：《万泰工作的转变在哪里？》，潘汉年：《工人师少共国际师的动员总结》，《斗争》第39期，1933年12月19日；第24期，8月29日。

[43] 《人民委员会为万太群众逃跑问题给万太县苏主席团的指示信（1934年4月3日）》，《红色中华》第137期，1934年4月10日。

[44] 王明、康生：《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4年4月20日）》。

[45] 罗迈：《把突击运动期间党内斗争上表现出来的缺点与错误纠正过来》，《斗争》第51期，1934年3月17日。

[46] 傅秋涛：《关于湘鄂赣边区内战中期后期历史情形报告》，《湘鄂赣边区史料》，第54页。

[47] 《党的组织状况》，《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687页。

[48] 《中共湘赣苏区省委报告》，《湘赣革命根据地》（上），第602页。

[49] 《梁广给全总执行局的报告》，转见刘少奇《反对扩大红军突击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动摇》，《斗争》第41期，1934年1月5日。

[50] 《中共江西省委红五月工作总报告（1933年6月17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1934年）》，第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