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的争夺（第4/8页）

匪军常集中其大部，对我一点，施行猛烈攻击，以求其突破或包围之成功，此种时机，匪军弱点，即在处处不能对我主攻，故处处均感虚薄。此次匪以伪一三军团主力，猛攻我杨梅寨夏师阵地时，我全线不顾一切，果敢出击，致使匪虚弱部分，均被我击破，其主攻部分，亦被我截断，全线遂不能不总崩溃。[278]

陈诚此次战斗中采用的反击和跃进战术给林彪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当时数次说起，国民党军“前进的距离和速度，是随着群众条件，随着对我主力行踪的了解，随着他本身兵力的大小，随着当时红军打击他轻重的程度，以及地形情形等条件而变动的……陈路军向广昌前进时，他虽然发现红军在其附近，然因他已集结了充分的优势的兵力，同时在地形上也容许他大兵力的使用，所以他依然前进。”[279]彭德怀则具体谈道：

是役敌是纵深的，紧靠着南丰数年来所构成的坚固堡垒，这种情形无条件的突击是徒然剥削了自己的力量，得不到任何代价。东华山、五都寨的教训不是不了解企图纵深的突击，而是把敌人看得太呆笨。我觉得东华山、五都寨取得后而不能乘胜完成和展开其胜利，主力不应再留恋，这种留恋在任何方面会达到无谓的牺牲。[280]

此战成功，蒋介石大为开怀，开出赏单，参战各师每团发赏金1000元。[281]同时，他也提醒陈诚：“推测匪情，其在枫林、三溪现在抵抗一线为其之生命线，亦为我军进入赣南匪区胜利之第一步，故匪必在现地死守顽抗也。我中路军主力不必求急进，只要固守现地，作成持久之局，以求薛、汤两路之发展，则匪经此战必崩溃更速，不必心急也。”[282]

红军后撤后，国民党军乘胜继续进击，逐渐进入苏区基本区域，逼近广昌。早在1933年底，红军指挥部就指示在广昌地区构筑防御工事。因此，之前“从未发现红军占领整然一线的防御阵地，构筑工事，采取有形的防御战斗”的国民党军将领，此时“沿白舍东西之线，突然发现红军构筑有整然的防御阵地，重要山头筑有两层射击设备的坚固碉堡”。不过，红军在这一带仍没有采取死守方针：“当面守备的红军不是主力部队，是新近扩军所编成的队伍；装备很差，携带的多是破旧步枪，堪用的不多，而且弹药极少；战士素质不佳，老弱参半”。[283]国民党军没有经过大的战斗，很快于3月15日占领白舍，随后向甘坊地区展开进攻。16日，双方在甘坊地区战斗稍烈，国民党军得到“空军轰炸”[284]支持，付出一定代价后于17日控制甘坊。至此，国民党军打开了通往广昌的大门。

1934年4月1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推出北、东两路军行动计划，决定北路军第三路军陈诚部4月进取广昌，5月推进宁都；第六路军薛岳部4月底进占龙岗，5月底攻取古龙岗；其余各部在陈、薛部后跟进。东路军第十纵队汤恩伯部和第八纵队周浑元部5月进取闽北建宁、宁化得手后推进石城；第四纵队李延年部和第九纵队刘和鼎部进取闽西连城、永安，续进长汀。该计划以广昌、建宁作为攻取重点。

根据全盘作战计划的要求，1934年4月初，国民党军第三路军开始向广昌推进。该路军制定的进攻计划是：“沿盱河两岸，逐步筑碉，向甘竹、广昌进展，完成南广公路，并诱匪主力决战而歼灭之。如情况许可，则一举进占广昌”[285]具体部署是：右翼之第九十六师、四十三师、九十七师向红三军团第四师扼守的甘坊石下寨、池埠阵地进攻；左翼第六十七师附山炮—连，向扼守瑶陂的红五军团第十三师进攻；第九十四师附山炮一连，攻击扼守白舍附近的红九军团。其攻击重点放在盱河西岸。循着运动战的思路，红军在广昌外围没有采取节节防御的作战方针。根据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基本用兵思路，红军主力部队一、三军团开至广昌附近后，被置于机动位置，前线防御主要由新编成的红九军团及地方独立部队担任，广昌外围第一道防御线甘竹以北地区只布置了象征性的防御。[286]4月初战役开始，国民党军进展顺利，几乎没有经历大的战斗，很快占领甘竹以北地区。即使如此，国民党军也并不急于伸展，而是按部就班步步推进。10日，国民党军首先进占罗坊。13日，双方在甘竹外围展开争夺战，国民党军占领罗家堡、李家堡等地，随后控制甘竹。参加战斗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回忆：“当时我们在甘竹‘守备’。敌人前进半里多一点，便开始修乌龟壳。”红军在与其对阵中，“敌人有碉堡依托，火力又猛，我们的掩护部队由于弹药匮乏，根本无法对射。等我们冲锋部队冲到双方中间地带时，敌人的大炮便实施集火射击。由于敌人实现早已设计好战斗层次，炮火很准。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炮火压回来，除了增加一批又一批伤亡之外，一无所获”。[287]

面对国民党军的进攻，在广昌应否防御问题上，红军高层看法基本一致。李德回忆：“党的领导人把这个本来不很重要的县城，视为必须保住的战略要地，因为他卡住了通向苏区心脏地带的道路。此外他们认为，将广昌不战而弃，政治上无法承担责任。”[288]这一说法可从周恩来当时发表的文章中得到证实：“每个同志都要认识，敌人这次占领广昌的企图，与以前四次战役更有着不同意义的形势。敌人在持久战略与堡垒主义的战术下，进占广昌是其战略上重要的步骤，是深入中区，实行总进攻的主要关键。我们要为保卫广昌而战！战斗胜利了，将造成敌人更大的困难与惨败的条件，将造成我们彻底粉碎五次‘围剿’的更有力的基础。”[289]随着苏区的巩固和发展，中共在战略抉择上受政治、经济背景制约，选择空间反而受到影响。初期反“围剿”作战中，红军规模相对较小，资源供给也较多倚赖打土豪的收入，大规模后退和前进的运动作战游刃有余。而随着红军的扩大，苏区周围土豪被打尽，对资源吸取的正规化（如税收制度的建立），红军再要流动作战已不像初期那样较少顾忌。湘鄂赣就反映：“如果红军在有时候未打的（得）胜仗，说红军是吃饭的，所有慰劳品，都不送去了……前次敌人进攻万载，红军没有与之抵抗，就说红军是吃饭的，更是说把红军吃，很（肯）把狗吃。”[290]共产国际远东局也提到如果实行诱敌深入，“当地老百姓就会对我们失望，我们就会丧失补充红军队伍的可靠来源”。[291]这样的群众反应事实上代表了红军在新形势下所应承担的义务，这是中共制定全盘战略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