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的争夺（第6/8页）

大罗山反攻失利后，红军退至饶家堡一带，准备利用深山密林继续对来犯敌军实施打击，力争歼灭其突出部队，命令“三军团由墓坑及其以南山地和天井围向樊敌主力及肖师行猛攻干脆的突击”，“准备集结主力，下最大决心与敌六、七个师作较大的决战”。[306]20日下午，红军向深入饶家堡地区的七十九师二三五旅部队发动突击，“三面围攻，其势汹汹，大有‘请君入瓮’之概”。[307]同时，红军一部绕向二三五旅后方，准备截断其后路，但在前排遭遇国民党军七十九师主力，无功而返。在无法截断敌后路的情况下，红军加紧对突进部队二三五旅的打击，“这天晚上，阴雨绵绵，不便射击，红军与敌人进行白刃格斗，战斗异常激烈”；[308]“饶家堡西北高地及大坪咀山阵地，失而复得者，凡五六次”。[309]中革军委对这场战役高度重视，与前方电文往来不绝，朱德不断就前方状况发出电报，并强调：“这不是命令而是给你们下决心的建议。”[310]21日凌晨4时，他还乐观指示：“饶家堡战斗得手后，应集中一、三军团炮兵与迫击炮作有组织之炮击。”[311]但是，形势发展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由于红军久攻不下，到21日拂晓，对方援军第九十七师源源到来，红军无法实现歼灭敌军的目标，被迫退出战斗。随后，国民党军又进占云际寨、香炉峰、高洲瑕一线。红军主力退往广昌地区，盱江东岸战事告一段落。红军在大罗山、饶家堡的两次战斗，是前方指挥员在当时总体以被动防御为主的总战略下，尽力发挥红军运动战特长的两次尝试，但由于红军久战疲劳，国民党军兵力又过于厚集，红军歼灭敌人的目标难以实现。另据国民党方面战史载：

伪参谋长林义光供：“……匪在日间，畏我飞机之轰炸，枪火之猛烈，为避免损害计，采取夜战。其攻击部署，以少数兵力，用于正面佯攻，以重兵力用于两翼，如冲锋两次不成，即行撤退，并在日间，预行选定进攻路线地区及目标，但匪兵缺乏训练，且多新兵，常畏缩不前。”[312]

红军战记则报告，在此前不久的东华山战役中，“七团有些新战士不会打手榴弹，敌人冲来时，把手榴弹交给班长打”。[313]来不及得到必要训练的新战士的大量增加对红军战斗力有着重大影响，这也是战役难以获胜的不可忽视的原因。大罗山、饶家堡两战役，尤其是大罗山战役，红军出动了几乎所有主力部队，面对国民党军不完整的两个师，仍然不能取得充分的战果，这和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国共双方战斗力的消长无法分开，它预示着红军此后的战斗将更加艰难。

相对于盱江东岸，盱江西岸红军力量更为薄弱，仅有两个师番号实际不到一个师的部队，部队作战能力也相对较差。国民党军在此出动了第十一师和第九十八师两师部队，攻势发动后，很快占领长生桥、伞盖尖、火神岩等地。广昌已处于国民党军直接威胁之下。

（4）广昌保卫战

外围战事连遭失利后，4月21日，林彪、聂荣臻以“万万火急”致电朱德、周恩来，提出：“如突击当前之敌无把握且广昌××（原文如此——引者注），三军团本晚须即由沙子岭以南渡河，与敌决战于广昌附近”，[314]主张放弃在外围继续抵抗，直接在广昌城附近与敌决战。同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代总政治部主任顾作霖发布命令，号召继续展开广昌保卫战，要求红军“应毫不动摇的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315]同时，面对前线不利形势，中共中央指出，由于国民党军战略的变更，“使我们红军消灭敌人的战斗，须在一些新的条件下来进行”，强调：

动员群众武装起来，参加革命战争，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是战地党和苏维埃的第一等重要的任务。

要以更多的地方部队，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在敌人左右前后，在敌人的封锁线外，在敌人的堡垒间隔之中，在敌人的远近后方，到处去寻找敌人作战，冲破封锁，钳制敌人，分散敌人，疲惫敌人，隔断敌人，瓦解敌人，这样来配合和掩护我主力红军，得以运用自如，实施突击，而最终的消灭敌人。[316]

虽然中共中央要求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来改变当前的被动局面，但远水难解近渴，游击战事实上已难以担起改变战场形势的重任。相反随着广昌外围防线被步步压缩，红军活动空间愈来愈小，广昌战役已越来越向阵地遭遇战方向发展。22日，周恩来致电朱德、博古、李德，提出三项建议：“1.最紧急时须调二十三师主力加强广昌守备。2.一、三军团要能在一起突击敌。3.……拟令董朱二十四日西移二十五日可参加广昌战斗。”[317]这实际是要求把红军最精锐的一、三、五（董、朱部）军团全部投入保卫战，反映出中共高层对广昌防御的极端重视。同日，博、朱、李复电周恩来，未采纳将红五军团西调的建议，而仍指望通过以红一军团在盱江西岸诱敌，再由“三九军团包括十三师在内突击该敌”。[318]不过，随着国民党军迅速向广昌逼近，这一计划也迅成泡影。26日，中革军委下令组成3个作战集团：东方集团，由红九军团及红十三师组成，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负责指挥，任务是在盱江东岸钳制敌人；西方集团，由红一、三军团及红二十二师组成，由朱德直接指挥，任务是在盱江西岸广昌以西及西北地域消灭进犯之敌；守卫广昌部队，由红十四师等部组成，任务是坚守广昌工事。这一部署意味着中革军委已不顾双方实力对比，准备在广昌城外围进行大规模的兵团作战。不过，这时中革军委对战役前途其实已不乐观，《火线》发表社论强调：“保卫广昌战斗虽是五次战役中的一个重要战斗，但不能认为是五次战役唯一的决定最后胜负的一个战斗。五次战役决定最后胜负的战斗，主要的在于我们能否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假如我们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不仅能恢复某些被敌人一时侵占的苏区，而且可以扩大更广大的新的苏区。”[319]显然已在军中为最后放弃广昌做舆论准备。

4月27日，国民党军经过短暂休整、准备并构筑碉堡、封锁线后，出动6个师兵力分左、右两路沿盱江两岸开始向广昌发动进攻，“河西三个纵队并进，河东一个纵队前进”。[320]广昌附近山地较少，多绵延起伏的丘陵，地势相对平坦，“虽田畴相望，小溪横流，然实以适合大军团运动天然地带”。[321]虽然红军事先做了一定准备，在广昌外围构筑工事，期望进行顽强防御，[322]但红军工事在国民党军重武器攻击下，往往无法发挥作用，对国民党军的突击由于对方兵力厚集也难有效果。国民党军战史记载：“是日匪以一部守平面岭卖竹坪大仙山坚固匪碉，以伪三军团全部，及伪九军团一部，由卖竹坪附近，向我第十四第六十七两师正面猛烈反攻……午后，伪三军团犯我十四师正面，伪二师犯我六十七师左翼，战斗更为激烈。”[323]经过一整天激战，红军虽表现英勇，向国民党军“迭次冲犯”，并“以密集部队往复冲锋，毫不混乱”，[324]予国民党军以重大杀伤，但自己也付出相当惨重的代价，对等的消耗，兵力上处于绝对劣势的红军显然难以承受。当晚，在广昌前线直接指挥作战的博古、朱德、李德联名致电留守瑞金的周恩来，提出：“广昌西北之战未能获得胜利，现只有直接在广昌支点地区作战之可能，但这不是有利的，提议放弃广昌而将我们的力量暂时撤至广昌之南。战斗经过另报，请立即以万万火急复。”[325]周恩来随即复电，表示在红军主力受到较大损失而在广昌直接作战又无把握的情况下，“原则上同意放弃广昌，但仍须以一部扼守广昌，迟敌诱敌，抽一军团秘密东移，突击汤（恩伯）敌”，并强调“最后决心由你们下”。[326]在周恩来复电未予反对后，28日，朱德下达放弃广昌的命令。当天上午，盱江东岸国民党军第六十七师、七十九师进占广昌，红军全线后撤。红一军团东移珠市坪、尖峰地区，九军团后撤至扬家坪、新安地区，三军团南撤头陂等地，十三师在北华山、马坊寨、里丰一线留守原阵地抗敌一天，掩护主力撤退。广昌保卫战进行了18天，国民党军伤亡2600多人，红军伤亡5000余人，占参战总兵力的1/5，其中红三军团伤亡2700余人，达到军团总人数的近1/4。[327]红九军团的第十四师因伤亡过大，已难成建制，余部被并入其他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