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的争夺（第7/8页）

广昌战役，红军打破不固守坚城的惯例，展开大部队参加的保卫战，被认为是苏区中央执行的被动防御军事政策的体现。彭德怀在回忆录中提到，他对李德实施的拼消耗战术当时就提出尖锐批评，彭还强调，广昌保卫战中，国民党军“每次六、七架飞机轮番轰炸。从上午八、九时开始至下午四时许，所谓永久工事被轰平了。激战一天，我军突击几次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328]也许就是针对彭德怀当时的指责，博古、朱德在放弃广昌后给周恩来的报告中，特地强调在国民党军步兵向广昌攻击之先，“并未有炮兵与空中轰炸”，同时其对27日当天战役的发展状况描述是：

敌先攻我翼侧，即占我左翼第一线阵地……因地形系狭山，我全部力量正面不过十里，故四个师突击师以充分够用。敌主要纵队立即密集队形在西岸谷地前进，我们决今让他近一些，而以三军团突击敌人之后部队，一九突击敌人之先部队，而实际上三军团过早进入战斗，且系突击敌之先头部队，因此敌停止前进构筑工事与准备反突击，而我一军团则不能全部展开一师之利用，只能转移至右翼四、五师之间，且只在战斗最后阶段才进入战斗，形成敌我对峙，未获结果，决定脱离战斗。[329]

博古、朱德的这一报告，颇值玩味，它道出了争论另一方的看法，而这在以往通常是被忽略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该报告陈述的都是事实。首先，报告所说国民党军进攻之前并未使用炮兵与空中轰炸，就事实本身言，应为可信。国共双方战史都提到，27日的广昌战斗在拂晓前就开始进行，战斗开始后，双方战线很快形成犬牙交错状态，空军轰炸事实上难以措手。包括彭德怀在内许多回忆录中提到的空中轰炸，应是将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一般状况作了误植。值得一提的是，自4月10日广昌外围战斗开始到28日广昌失陷，正是南方春雨连绵季节，19天内，阴雨天就占了15天。[330]以当时的技术能力，这样的天气飞机实际难以发挥作用，所以无论就整个广昌战役还是当天的广昌战斗言，国民党军的空中优势由于气候制约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另外，当时技术条件下，炮兵作用发挥尚较有限，李德观察到：“敌人少有系统的预先进行空军轰炸及炮兵的火力准备。其进攻一开始，就出动步兵（步兵的火器及其突击队），炮兵及迫击炮的射击，主要的是为着直接援助步兵；而飞机则不断的进行战场上的观察，以妨碍我们在战场上的机动，飞机轰炸也和炮兵一样主要的是为着直接援助其步兵。”[331]这一观察从国民党军第六路军所编战史中侧面得到证实：“各师所有之迫击炮，多属旧式，瞄准机构不甚健全。对广大目标之射击，勉可使用，若以之摧毁碉堡，则耗弹多而命中公算少。”[332]不过，博、朱的报告当然不仅仅止于陈述上述事实，其潜台词应为通过对国民党军火力的压低，为广昌战斗的决策辩解。应该指出，虽然在27日进攻之前，国民党军没有采用炮火和空中集中轰炸，但其火力优势在战斗中仍然体现得至为明显，国民党军战史多次提到，其在激烈的攻防战中获胜的主要原因为“火力旺盛”，红军进攻“被我炮兵火力压倒，始未得逞”。[333]试图以国民党军没有大规模使用炮火和空军来掩盖双方火力上的巨大差距，不会有充足的说服力。

其次，博、朱报告将战斗失败相当程度上归咎于三军团的过早突击，这很可能也就是当日彭德怀和李德发生激烈冲突的直接诱因。但是，在宽十里的战场上以4个师兵力欲对国民党军5个师实行突击，在红军已经屡遭损失，本身师建制就难以和国民党军相比，火力又远逊对手的情况下，这一决策本身就不现实。何况，战场形势瞬息万变，由于国民党军进展甚快，红军的反应往往是被动的，兵力又捉襟见肘，将战斗失败归因于前线指挥，而不检讨自身在战争指导上的失误，确实有失公见。

广昌战斗中的这种战场上的拼消耗战法是中共中央对敌我力量对比还缺乏深切了解的一种反映，广昌战役后，红军转而采取依托坚固工事，实行固守的战法，虽然这种战法在当时和日后均遭到批评，但起码可以比在广昌坚持更长时间。

在国民党军第三路军进攻广昌同时，为配合进攻广昌，4月中下旬，位于藤田、沙溪一带的国民党军第六路军向龙岗一线展开进攻，以“与正向广昌进展之第三路军齐头并进”，[334]牵制红军主力集中。21日、22日，其先头部队第九十师、第九十二师与红军在韶源、上固交火，红军在此方向兵力薄弱，尽力阻击后即撤出战场。薛岳报告，国民党军在此遭遇了红军的地雷：“地雷系用烟罐竹筒内实炸，故其爆炸力甚微。”[335]显然，由于技术的原因，红军此时的地雷尚未发挥出太大威力。30日，国民党军第九十九师向龙岗进兵，红二十三师及独立第一、二团4000余人与对手激战竟日，5月1日下午，龙岗北端红军碉堡在与国民党军“肉搏十余次”[336]后终告失陷，龙岗随之为国民党军占领。陈毅当时曾谈到这一战斗：“龙岗之支点，在构筑上不十分坚固，被敌人包围一天一夜，两翼的突击部队侧击又未得手，而其上级首长尚令该支点内守备队死守，请示上级，致失时机，而使守备队受到损失。”“在突击队失效，估计敌兵力强大不能固守，即应机断的给敌人以短促的突击，随即撤退，最好先保持退路不陷于敌人包围中。”[337]

4月中旬，南路国民党军陈济棠部在蒋介石一再催促下，向苏区南部粤赣省发动进攻。3月中旬，粤军第一军第一师占安远，第二师占信丰，第二军第四师进驻南康、赣州。随后，又以第三军李扬敬部为主编成第二纵队，辖4个部队，主攻南线。其作战计划为：“纵队先进攻筠门岭，俟巩固占领后，候机向会昌城进攻。以主力从寻乌、吉潭经澄江、盘古隘，向筠门岭正面攻击；另以一部从武平的岩前经武平所向筠门岭东南侧攻击，并掩护纵队主力右翼安全。”[338]当时，红军在粤赣只有二十二师一个师的主力部队，在汶口、盘古隘、筠门岭设置三道防线。4月初，南路军由安远、寻乌和平远、武平两个方向推进筠门岭、会昌。陈济棠部发动进攻后，红军寡不敌众，汶口、盘古隘相继失守，退守筠门岭。筠门岭距粤赣省府所在地会昌仅55公里，位于赣粤闽三省交界处，是江西通往广东、福建的交通要塞。21日拂晓，陈部集中重兵猛攻筠门岭，战至当日午后，红军被迫放弃筠门岭，退守门岭县站塘地区。由于陈济棠并不真心想对苏区形成威胁，攻占筠门岭后即电蒋报捷，[339]算是对蒋介石和舆论有所交代，随即与红军联络，止步不前，南路战事仍保持相对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