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第5/6页）

但俄国熊的垮掉也救不了奥地利。哈布斯堡君主国已分裂为数个得到协约国帮助的“民族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受邀于巴黎和会上表达他们各自的民族独立主张。德国于《凡尔赛条约》中受到人尽皆知的惩罚，奥匈帝国则在《圣日耳曼条约》（the Treaty of St. Germain）、《特里亚农条约》（the Treaty of Trianon）两条约中寿终正寝。这两个条约于一九一九年正式裂解哈布斯堡帝国，创造出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三个新国家，强化既有国家（例如罗马尼亚）的版图。塞尔维亚吸并维也纳的原南斯拉夫土地，成为名叫南斯拉夫的新国。在其他所有民族都退出后，由哈布斯堡王朝仅存的小块土地，即维也纳至因斯布鲁克之间的德意志人地区，郁闷地组成奥地利共和国，且受条约所束，严禁与北边大上许多的德意志人国家合并。

奥匈帝国垮台的影响甚大。《凡尔赛条约》要德国割土、赔偿且严格限制德国海陆军力，但德国国力受削弱只是表象。事实上，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所创造的新秩序，使德国变强。苏俄已缩回去打内战，陷入孤立，而后来的发展表明，从中欧奥匈帝国割出的“继起诸国”，国力太弱，挡不住德国（或苏俄）的侵犯。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它们与英法结盟。巴黎和伦敦把这些新国家视为制衡东山再起之德国或俄国的潜在力量。这些防御条约意在填补哈布斯堡王朝留下的权力真空，最终却在德国人于一九三八年吸并奥地利和窃取捷克斯洛伐克后，一九三九年尝试侵犯波兰时，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如一九一四年时，西方列强不情不愿地动员开战，以解决来自中东欧的纠纷。

这场人间浩劫的罪魁祸首在西方历史里的形象，从未受到大幅修正。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仍是那个留着络腮胡、居心良善的帝国老爹。这岂是事实？就最高指挥官的角色来说，他是个屠夫。就战略家的角色来说，他是个不自量力之人。就政治家的角色来说，他原本可以利用在位如此之久的契机修正或减轻令奥匈帝国衰弱的诸多难题，结果他毫无作为。传说收到意大利已于一九一五年向奥地利宣战的消息时，这位老皇帝深情微笑，低声道“终于和意大利打起来，这下我可以开心了”，如果此说不假，我们不得不推断此人老时已性情大变，变成凶残之人，与年轻时谦逊的他判若两人。[44]

总的说来，我们得重新思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把奥地利人摆进新的历史位置。从根本上来说，奥匈帝国并不是一个正派的，而是带着光环的懒懒散散的强权，它稀里糊涂地闯入并打完了整个战争。它是个心态极其矛盾的强权，为了保住其自古即拥有对波希米亚、匈牙利之类土地——已不想再和哈布斯堡王朝有瓜葛，正努力脱离自立的土地——的所有权，不惜让整个欧洲陷入战火。奥地利的大战建立在不计后果的赌注上，即赌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内部问题可靠战争来解决。实则战争解决不了那些问题。[45]这不是战后才为人所揭示的。一九一四年的重大事件发生之前许久，总理卡西米尔·巴德尼（Casimir Badeni）就指出，奥匈帝国境内失意的诸民族与该帝国的军事安全拥有明眼人都看得出的关联：“多民族国度发动战争，必会危及自身。”[46]但奥匈帝国还是发动了战争。该帝国最后一位外长奥托卡·切宁（Ottokar Czernin）伯爵，以太不当一回事的口吻论道，“我们在劫难逃；我们可以自由选择怎么死，而我们选了最可怕的死法”。[47]前线士兵陷身于这场可怕战争的最可怕的环境里，若听到切宁（胎死腹中的西克斯图斯事件的主导者）这番话，肯定会深表赞同，且遗憾于他无法阻止或结束这场战争。

一九一四年七月，老皇帝最后一次抽出他的剑，却惊骇地看着挥出的剑刃被挡开，反转，刺回他肚子里。哈布斯堡王朝没理由于一九一四年开战，却开了战，要自己人民在准备不周的攻势里送死，然后打起一场使已然衰弱的君主国必然垮掉的消耗战。在这场惨绝人寰的战争里，有太多错误和失算，而奥匈帝国一九一四年的决定堪称是其中最不明智且最应受斥责的。这场大战只是在我们的历史地图上赢得的一块黑色区域，而维也纳，和柏林一样，同是这块区域的核心。

[1] Kriegsarchiv，Vienna（KA），Neue Feld Akten（NFA）1878，Kriegsministerium，March 20，1915，“Ursachen und Ziele des Weltkrieges 1914/15.”

[2] KA，B/1503：5，Sarajevo，Dec. 21，1912，Potiorek to Conrad.

[3] KA，NFA 1878，“Fragen die dem Kpskmdo bis 31./1 1915 erschöpfend zu beantworten sind”；A.J.P，Taylor，The Habsburg Monarchy 1809-1918（London：Penguin，1948），254.

[4] General Josef von Stürgkh，Im Deutschen Grossen Hauptquartier（Leipzig：Paul List，1921），148.

[5] B.H. Liddell Hart，The Real War 1914-1918（Boston：Little，Brown，1963），305.

[6] Richard DiNardo，Breakthrough：The Gorlice-Tarnow Campaign 1915（Santa Barbara：Praeger，2010），48-49.

[7] Alfred Knox，With the Russian Army 1914-17（London：Hutchinson，1921），1：349-350.

[8] Fedor Stepun，Wie war es möglich：Briefe eines russischen Offiziers（Munich：Carl Hanser Verlag，1929），129；Harry Kessler，Journey to the Abyss：The Diaries of Count Harry Kessler，1880-1918，ed. and trans. Laird M. Easton（New York：Knopf，2011），685.

[9] Nikolai N. Golovine，The Russian Army in the World War（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1），221.

[10] Kessler，Journey to the Abyss，687.

[11] Golovine，Russian Army，145.

[12] Haus-，Hof-und Staatsarchiv，Vienna（HHSA），Politisches Archiv（PA）I，837，Munich，Oct. 22 and 28，1915，Vélics to Burián.

[13] HHSA，PA I，837，Munich，Nov. 30，Dec. 22，1915，Vélics to Burián.

[14] Liddell Hart，Real War，368-369.

[15] William de Hevesy，“Postscript to the Sixtus Affair，” Foreign Affairs 21，no. 3（April 1943）.

[16] Taylor，Habsburg Monarchy，254-255；Géza Andreas von Geyr，Sándor Wekerle（Munich：Oldenbourg，1993），353，378-379，396-397.

[17] David Stevenson，Cataclysm（New York：Basic Books，2004），304；Alan Sked，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Habsburg Empire 1815-1918（London：Longman，1989），259；Holger H. Herwig，The First World War：Germany and Austria-Hungary 1914-1918（London：Edw. Arnold，1997），369-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