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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先生’来‘先生’去什么时候能结束呢？”一次一位《纽约时报》记者问他。

“只要你想待在这，就结束不了，”克罗克回答说，“不好意思，这就是我的风格。”

阿瑟·克罗克和奥克斯的共同点要远远多于他和苏兹贝格的共同点。尽管苏兹贝格只比克罗克年轻五岁，但克罗克却像是奥克斯时代的一部分。克罗克和奥克斯给人以君主般的陌生感，在政治上是保守的。他们都白手起家，自信而且虚荣，经受过苏兹贝格未曾有过的体验和磨炼。

最终，苏兹贝格承认了克罗克是奥克斯遗产的一部分——准确地说，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遗产，但苏兹贝格别无选择。克罗克认识华盛顿的每一个重要人物，在全国或许比国务卿都更有影响。如果克罗克觉得不高兴，他可以辞职，接受其他业主提供的许多职位中的一个。克罗克不是非常依恋华盛顿。正如克罗克亲口说的：“我喜欢华盛顿就像一个化学家喜欢他的实验室一样——尽管有气味——因为它有用来工作的材料。”苏兹贝格的确不想让克罗克离去，还没有能胜任的人物可以取代他，像他一样管理分社。在苏兹贝格看来，克罗克大大改进了华盛顿分社的日常业绩，比在以前的分社社长领导下要好得多。

所以，苏兹贝格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别的地方，允许克罗克和他的分社有更多的自我管理权，这是以前甚至以后也不会再允许的。当《纽约时报》1944年赞成富兰克林·D.罗斯福担任总统时，克罗克写了一栏文章反对罗斯福，纽约的编辑没有改动一个词。这是克罗克得到奥克斯谅解的一部分。相反，四年前当《纽约时报》支持温德尔·威尔基当总统，而《查塔努加时报》的主编坚持支持罗斯福时，苏兹贝格却表示反对，提出《査塔努加时报》的主编和他的助手要么赞成威尔基，要么接受六个月的带薪休假。他们选择了后者，因此《查塔努加时报》巩固了《纽约时报》在1940年对威尔基的支持。苏兹贝格的理由是，既然他和《纽约时报》的其他决策者要对这两家报纸的编辑部观点负责，那么在北方支持一位共和党人，而在南方支持一位民主党人，就多少不合适了。但苏兹贝格没有用这种辩解来对付华盛顿的阿瑟·克罗克。

特纳·卡特利奇在克罗克手下差不多工作了十年。他实际上是在克罗克接手两年前进入分社的——卡特利奇于1930年1月来到华盛顿，五个月后他在纽约被雇用。当时华盛顿分社的社长是理查德·V.库拉汉——卡特利奇后来能够不总是愉快地感觉到这两个人风格上的差异：库拉汉是一个高贵的绅士，自1912年起管理分社，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允许他的职员在华盛顿采访。克罗克在库拉汉死后告诉职员们，分社现在要作为一个团队起作用，这意味着要服从命令。

克罗克在自己的手下安排了一个副社长，即行政助理。他必须是忠诚而有效率的，没有过分的野心或自命不凡。他的工作主要是协调对首都的报道。克罗克也不想让他的记者每天或每周的任务变来变去；相反，他想让他们每一个人都集中注意政府的一个具体领域，在这个领域发展消息源并进行报道——一个记者集中注意五角大楼，另一个记者注意白宫，第三个记者注意国务院，第四个记者注意劳动部，依此类推，直到政府的每一个机构都有《纽约时报》的人在监视。

在理论上，这种体制有明显的优势。记者会更渊博，可以写得更深刻，可能会少犯错误，少造成误解，少被政府发言人愚弄。但这种体制也有内在的劣势——记者会太熟悉他们的题材，最终无意识地假定一种读者并不具备的熟悉度；记者还会成为沃尔特·李普曼所谓的报纸事业的祸根，即任人唯亲，新闻界和政府消息源之间的朋友情谊。这是由他们密切的日常关系、他们彼此间个人的信任和在职业合作上的相互依赖造成的，这最终——的确经常——意味着记者在精神上成了政府的一部分。或者即使不是精神上的一部分，记者至少也会对他负责的政府部门有一种专属的兴趣。他每日的发稿取决于他从这个部门的消息源获得情报的能力。如果他以前写了不利的报道，他们的合作便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对大多数记者最有利的就是从正面报道政府新闻，只有最优秀的记者，最独立和雄心勃勃的记者，才会不受这种任人唯亲的影响。

在克罗克担任分社社长的年代里这并没有表现为一个问题，他对政府表示警惕和怀疑，而且他太有煽动力以至于除他自己之外不允许任何人来给新闻添油加醋。尽管如此，在詹姆斯·赖斯顿之后对华盛顿分社的管理却不怎么严格了。赖斯顿是一个更爱国的和灵活的人，在1953年接管了分社。即使在赖斯顿领导下，任人唯亲也不是太明显；即使它太明显，纽约的编辑们也不愿强烈地指责它。赖斯顿像克罗克一样，是一个有身份而且可靠的人，他很少能容忍来自纽约的干预。就像克罗克在奥克斯之下建立了他的帝国，赖斯顿和苏兹贝格之间也有一个强有力的联盟，甚至比和苏兹贝格的接班人奥维尔·德赖富斯的联盟更强有力。同样真实的是，当赖斯顿接过分社的指挥权时，可能存在的任人唯亲现象还不会引起纽约总部过多的关注和注意，因为美国政府仍然是一个受人欢迎、值得信任的机构。“信任鸿沟”的出现，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获胜之后的鼓舞精神，在战后繁荣时期的顺从，对国家智慧和正义的信仰深深注入了美国人的思想里，这种哲学并没有被朝鲜战争或杜鲁门政府的丑闻所破坏。直到艾森豪威尔执政的最后几年，许多关于美国的幻想才开始减退。

加速这种幻灭的是这样一些因素，如苏联在空间领域的成就所引起的震惊，当局在U-2飞机遭苏联击坠事件期间散布的谎言，这是“信任鸿沟”的开端。到20世纪60年代，全国性的怀疑已经加剧成为全国性的不满，这首先是由不被旧的幻想所触及的新一代美国人激发的。这一代人不愿意在道义上支持政府在越南的军事行动，或者在国内的民权姿态。这种不满也是由几百个个人的理由和畏惧所激发起来的，人们想从反政府的更大呼声中寻找安慰——国旗和兵役应征卡被烧掉了，爱国主义成了傻瓜的品格，旧态度和术语的含义被扭曲——“法律与秩序”实际上意味着种族主义，“母亲”和“和平”成了有争议的词，媒体从许多小事件和小人物中制造出了巨大的事件和庞大的人物。对政府的话应该抱着怀疑的态度来听——《纽约时报》在纽约的编辑像其他任何人一样也受到了新的幻灭和怀疑主义影响，前所未有地剌激着华盛顿分社对政府保持一种审视的眼光，以暴露它的罪恶。如果华盛顿分社不这样做，纽约的一些编辑，其中包括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就开始怀疑分社过分庇护它的消息源，是否会是任人唯亲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