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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仍然每年都营利——实际上自奥克斯买下它以来，公司每年都有赢余。但报纸生产日益攀升的成本和1957年的经济衰退，已经减少了《纽约时报》的利润。自苏兹贝格家族遵循奥克斯的政策——把大部分利润重新投入经营以来，利润从来都不像外人普遍认为的那样多。在报社内部有一个关于经营的笑话，说所挣的大部分利润不是来自出版世界上最大的报纸，而是来自奥克斯于1926年在加拿大买下的一家造纸厂42%的红利——生产没有字的纸张比有字的报纸更赚钱。多伦多的云杉瀑布电力和纸张有限公司供应着《纽约时报》的三分之二的纸张，在最近几年已经占了《纽约时报》公司总利润的53%。公司的其他收入主要来自广告，但在1957年这种收入减少了，主要是因为经济衰退，衰退使得来自招聘广告的收入损失了24%。1956年和1957年间，利润减少了62.4245万美元，这意味着《纽约时报》的税后纯收入只有146.281万美元——《纽约时报》的海外记者们认为这个数字不是不涨工资的理由，但卡特利奇对此无权做任何事情。

尽管卡特利奇和德赖富斯的关系是热情友好的，但这种关系同赖斯顿或《纽约时报》副总裁艾默里·H.布拉德福德和德赖富斯的友谊是无法比的。布拉德福德是一个瘦削的、过分细长的新英格兰人，他的父亲是一个公理会牧师，他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前情报官，是一个令人生畏的男人，娶了卡罗尔·沃伯格·罗斯柴尔德为妻。当布拉德福德给14层的其他管理者讲话时，他似乎知道在大楼里正发生的一切，似乎手里握有最微不足道的事实，德赖富斯很高兴他的职员里有这样的人。

卡特利奇的确和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儿子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被叫作“庞奇”——关系很好，但庞奇·苏兹贝格没有什么权力，即便他有能力、有前景的话，他目前来说把它严实地掩盖了起来。他在办公室里有花花公子的名声，德赖富斯经常抱怨说，庞奇甚至根本不读《纽约时报》。31岁时，庞奇有了财务助理的头衔，但新闻编辑部里谁也不清楚他做什么。他们只知道他在上学时表现不好，加入过海军陆战队，结过婚，又离婚了。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经常在开完新闻会议后的傍晚躲在卡特利奇的办公室里，那时卡特利奇正在为他的《纽约时报》的一些心腹好友调酒。

但卡特利奇本人现在似乎不知做什么才好，他频繁地离开办公室，以致许多职员猜测西奥多·伯恩斯坦在管理这个部门——但这种猜测在1957年稍后就需要调整了，当时卡特利奇把克利夫顿·丹尼尔提拔到主编助理的位置上，在这个位置上丹尼尔能够仔细观察伯恩斯坦的日常工作和职权。

卡特利奇从苏联回来后，又到洛杉矶参加了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大会。这是一次幸运的旅行。大会上，一个编辑把卡特利奇介绍给一位来自新奥尔良面貌姣好的黑发女人，她对卡特利奇很有吸引力。他回到纽约后看起来容光焕发，又像很久以前那样有信心了。

他的工作计划上的一项内容是雇用一个新的美食编辑。占据这个位置多年的女人刚刚辞职，因她丈夫的生意需要迁出了纽约。一天卡特利奇见到了申请她的职位的人，竟是一个男人——一个有点羞涩的爱脸红的人，有着一个圆圆的笑眯眯的脸庞，粉红色的面颊。他进入卡特利奇的办公室后介绍自己是克雷格·克莱本。

卡特利奇从没有过让一个男人任美食编辑的念头，因为除了要转转餐馆并且非常熟悉写作餐馆的事情之外，重要的是，《纽约时报》的美食编辑还得善于烹调，收集食谱，并且要在和九层的女性新闻部的女记者们共同工作时感到舒服。

“你在哪里上过学，孩子？”克莱本坐下后，卡特利奇开始间。

“密西西比州，先生。”克莱本说。

卡特利奇赞许地点点头，接着问道：“你在那儿的什么地方生活？”

“波列凯特巷。”克莱本说，并且提到了校园里的几排破败的学生住处。

卡特利奇笑了。

“我也在那里住过。”

当卡特利奇问克莱本是否觉得自己能够胜任《纽约时报》的这个工作时，克莱本说他能。他说自己离开密西西比州后，在密苏里大学获得了新闻学学位；1953年，他从海军退役后，又到洛桑的瑞士酒店协会进修，这是美食家们公认的世界上最好的烹饪学校——尽管克莱本的确承认《纽约时报》的美食编辑工作是一个令人生畏的任务，这不是哪个烹饪学校能使他完全适应的工作。他还说，他听说马克尔先生已经想过让别的人承担这项工作。

卡特利奇气得脸色发青。

“在这里是我来决定雇用谁，孩子。”他说。

过了一会儿他又平静下来，卡特利奇要克莱本多谈谈自己。克雷格·克莱本随着卡特利奇的放松而放松下来，开始讲了他个人生活的一些事情，但不是很多，因为有些事情使他不那么轻松，甚至不自在，但他通常能把这些情感掩饰在他笑容可掬的面孔背后。

克莱本的母亲在密西西比州的城镇印第安诺拉经营着一家供给膳食的寄宿宿舍，她是一个出色的厨师，几年前在《自由》（Liberty）杂志上有一篇关于她的烹饪技术的文章。甚至在克莱本从洛桑的学校回家后，他仍旧使用母亲曾给他手抄下来的烹饪书。克莱本的母亲出生在阿拉巴马州，叫玛丽·凯瑟琳·克雷格，年轻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南方美女。尽管她的家庭兴旺，但在她的亲属中，在他们的一些朋友中总是存在着近似于酗酒的问题。所以，她决不允许她的家里有威士忌，除非是在圣诞节，那时她会做一些掺有波旁威士忌的浓厚的蛋奶酒，但她从来不会把波旁威士忌浇到水果蛋糕上。克雷格·克莱本记得，为了得到波旁威士忌，她的母亲会把钱交给一位寄宿者，让他从酿私酒者那里弄来一瓶。像许多善良的密西西比人一样，她宽恕酿私酒的行为，但厌恶威士忌。

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大15岁的人，她总是称他为克莱本先生。他是一个安静的人，一个贸易会计师，如果做牧师的话或许会更好。他从未错过星期天上午的循道宗教会事务，或者星期三晚上的祈祷会。在少年时代，他和克莱本家族的其他虔诚的信教成员一起跨过田纳西的边界去参加帐篷会议，他就是在田纳西的边界上出生的。他有一个姐姐在中国做传教士，并且认识童年时的亨利·鲁斯。直到她去世的日子，她一直以为鲁斯是《麦考尔》[注：《麦考尔》（McCall’s），美国女性月刊杂志，1949年至1962年，曾任第一夫人的埃莉诺·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妻子）在该杂志撰写专栏“如果你问我”。]的创办者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