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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你能去北越了。”托平说。

索尔兹伯里去北越的签证已经在巴黎给他办好了。为了确定自己的理解是正确的，索尔兹伯里回了一封电报，请那个北越人证实一下这个消息。第二天就收到了证实电报。他准备先飞到巴黎取他的签证，然后乘国际监督委员会的飞机进入河内。

索尔兹伯里的长子，在索尔兹伯里1942年动身去伦敦时才3岁，现在准备12月底在纽约举行婚礼。索尔兹伯里给他的儿子打电话，说他不能出席他的婚礼了，他马上要出国。但他没有说到哪里或为什么，他的儿子也没有问。

索尔兹伯里的出行是要严守的秘密。当然，丹尼尔、托平和卡特利奇知道这件事，但他们没有和任何人谈过，包括约翰·奥凯斯。奥凯斯后来为他们对他保密而非常生气。新闻编辑部里的记者和编辑很快意识到索尔兹伯里从办公室消失了，但他们想象他可能是到外地做巡回演讲了——也许是到西伯利亚，因为他们把索尔兹伯里当成《纽约时报》管理队伍中注定要被派到某个流放地的人。大约几天里，传闻四起，说不久就要宣布罗森塔尔提拔为主编助理，索尔兹伯里离开新闻编辑部。

12月的最后一周，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发自北越的报道开始刊登在《纽约时报》上，就像炸弹一样扔在了华盛顿。在考察了河内的损失并和人们进行了谈话之后，索尔兹伯里写了他的第一篇报道，其中写道：

与美国公报给人的印象恰恰相反，现场调查表明，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美军的轰炸在河内及周边地区造成平民相当大的伤亡……我可以很公平地说，河内居民眼中看到的事实，在美国公报里一点也看不到……

两天后，在描述对北越南定市的毁灭性破坏时，索尔兹伯里写道：

不管做什么解释，人们看到的是，美国飞机把数不清重量的炸弹扔在了纯粹是平民的目标上。不管南定也许或者可能发生过什么，终归是平民在领受这种惩罚。

在华盛顿，美国官方第一次向新闻界承认，美军飞行员在试图轰炸军事目标时，也偶尔击中了北越的居民区。一种无声的怨气甚至是公开的敌意，开始在一些政府官员和《纽约时报》的华盛顿分社人员中间蔓延开来。

“《纽约时报》驻河内的人来了。”一位官员对威克分社的两个《纽约时报》记者说，其中一个记者对索尔兹伯里并不比政府发言人喜欢得更多。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次电视露面时，在演说完后对华盛顿分社的另一个记者发起了攻击。腊斯克喝了三杯苏格兰威士忌，严厉地瞪着《纽约时报》这位记者的眼睛，问道：“你为什么不告诉你们的编辑，让索尔兹伯里到南越去采访那里的北越人呢？”

几天前的一个夜里，庞奇·苏兹贝格正在他在第五大道的寓所里睡觉，一阵来自华盛顿的电话铃声把他唤醒。大约是晚上10点钟左右，他还没有熟睡。苏兹贝格听到迪安·腊斯克表示歉意地说：“我希望没有打扰你的晚餐。”

41岁的苏兹贝格，一时窘迫，不好意思承认他已经早早上床了，但他非常警惕，知道腊斯克肯定是打电话来谈索尔兹伯里的。

“他按什么指示行动？”腊斯克问苏兹贝格。

“没有任何指示。”苏兹贝格说。

“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想，我不得不更正一下，先生。他得到的指示是他可以尽可能地待下去，只要他不提出想当《纽约时报》驻河内的常驻记者。”

“索尔兹伯里先生的采访没什么问题吗？”

“我希望如此。”苏兹贝格说。

腊斯克的声音并不严厉——没有苏兹贝格记得的和约翰·肯尼迪谈话时那种紧张气氛，当时总统希望《纽约时报》能替换掉在越南的哈伯斯塔姆。腊斯克挂断电话后，苏兹贝格给克利夫顿·丹尼尔打电话，让他给这位国务卿回电话，看看腊斯克有没有想让索尔兹伯里去问北越人的问题。丹尼尔问了，但腊斯克没有提出任何问题。

然而，其他人却有问题，其中许多都是重复了过去人们对作为报人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批评——他在政治上是幼稚的，他被共产党人同化了，他没有妥当地来考察他在北越的消息来源。《华盛顿邮报》指责，索尔兹伯里使用的南定空袭中的伤亡数字与共产党的宣传小册子上提供的数字一模一样。对此克利夫顿·丹尼尔在声明中回答说：“显而易见，在索尔兹伯里先生的第一份电讯中，以及在此后的电讯中，伤亡数字均来自于北越官方。他在河内怎么可能从别的地方得到这些数字呢？”

在《纽约时报》内部，也有对索尔兹伯里报道的批评，尤其是来自汉森·鲍德温的批评，他从楼上大声地发表关于索尔兹伯里的令人不愉快的评价。《纽约时报》的其他人内心深处认为在索尔兹伯里的早期电讯中缺乏对他消息来源的准确鉴别，没必要地把《纽约时报》拖进了又一场争议之中。还有一些人，新闻编辑部里的小集团之战的党派，找到了攻击索尔兹伯里的新的借口，用《纽约时报》的一个人的话说：“如果河内扣住了索尔兹伯里，我们就停止轰炸。”

但是沃尔特·李普曼写道：

我们所被告知的索尔兹伯里的过错，在于报道河内战争的过程中，他使自己成为敌方政治宣传的工具。我们必须记住：所有敌方前线战时发布的信息都是政治宣传，而在我们的前线发布的信息是真实和正义的，是为了人道主义和和平所做的努力。在我们力量达到顶峰时，向如此具有自我欺骗性质的骗局屈服是必要的吗？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于1967年1月回到了美国，虽感疲惫但精神振奋。他躲避开旧金山机场上成群结队的摄影师和记者，从另一条路登上了回纽约的飞机。当天上午他乘坐的出租车就停靠在时报大楼外面了。他下了车，走过铺着大理石地板的大厅，走向开着门的电梯。他在电梯里见到的《纽约时报》的第一个人就是汉森·鲍德温。索尔兹伯里笑逐颜开地向鲍德温打招呼，鲍德温只是僵硬地点点头。

到了三层，索尔兹伯里走出电梯，进入新闻编辑部。即便是坐着三匹白马拉的车来，他的到来也不会比这更惹人注目了——报社的编辑们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纷纷走向前和他握手。他的报道已经在全国和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引起了对他的报道的批评，这些批评与他取得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现在都被《纽约时报》抛到脑后了。尽管还需要历史学家来评价索尔兹伯里的报道对1967年美国反战和平运动的影响，然而人们对约翰逊政府的幻想日渐破灭，公众普遍对管理政府的人不信任和不抱幻想。《纽约时报》的编辑们认为，索尔兹伯里的报道应该得一枚普利策奖，因此他得到了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