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以绘画对抗恐怖：夏洛特·萨洛蒙（第8/10页）

再一次的深刻关联表明，对于世人而言，道德、美学和政治任务，在本质上是同一回事。冷漠始终是最大的威胁，它将在人们的灵魂最深处，筑起坚不可摧的壁垒。作为《浮士德博士》这个故事的叙述者，托马斯·曼用了“塞雷奴斯·蔡特布罗姆博士”（Dr.Serenus Zeitblom）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名字（对应的是平静的花，“sereneflower”），这个人物也是个时常被忽略的关键。莱韦屈恩的导师往往将音乐看作是对每个人在世间行走的报偿。战争机器对人类价值的摧毁，可以通过它对每一个人的践踏、对自我价值的粉碎，以及“发觉一种对他人的苦难与死亡常见的漠不关心已深植入人们内心”来衡量。这使得人间的恐怖，令地狱中的魔鬼十分着迷。他津津有味地注视这一切，在虚构的叙事里指出自己的出场，而嘲讽和无尽的痛苦则是他的盟友。在蔡特布罗姆身上，“承认”是一种道德优势。它使得战败的民族“得以在智识层面从头开始”。简而言之，当他们与这种破坏愈加熟悉，他们就越想了解，这一切为何，以及是怎样发生的。当然“他们”并不包括所有人。托马斯·曼同样描述了那些将战后民主的前景称作“糟糕的笑话”的德国人（自由是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因为它不得不时常否定自己）。

对他者的冷漠是法西斯主义带来的阴影。它的前提与结果都是经验性的（你不会对你熟识的人挥刀相向），但也是政治性的。毕竟，它也在证明，他者的自由，对于你自己而言始终是个威胁。在这个问题上，萨洛蒙的批判是不留情面的。在她对自己画作的评述中，她表示最糟糕的，莫过于人们对自己以外的事物和情感熟视无睹。她也并未对自己的家人进行豁免。在她母亲的结婚宴会上，“一切仿佛丝毫不受正在激烈进行的战事影响”（这再一次成为一战悲剧的起点）。随后，在她逃往法国前，她参加了一场“德裔犹太人”（这个短语也被她用作章节标题）的晚宴。她以此写道：“每个人都好像是一支鹅毛笔，只全神贯注于自己的观察与记录，而无意与任何他者发生关系。”类似于这种聚会的社交生活，通常以快活的名义，担当着衡量人们道德健康水准的任务。而这之后，她又举例描述了自己外祖父的迟钝，“他对付每个人都会讲同样的说辞，所以每个人其实都没有和他人交流的必要”。在这种状态下，她的选择，大概只有同样成为一个天生的瞎子，或者拿起画笔，投身到这个世界黑暗的核心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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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的讨论已经接近尾声，但我突然意识到，我在前面的叙述中至少是部分地带给了读者一个错误印象，它会妨碍我们真正了解夏洛特·萨洛蒙留给我们的东西——我似乎让她的形象显得过于光鲜了。而在我看来，“完美”对于女性本身而言，具有致命的两面性：它既是一种被投射在女性身上的男性幻想，同时也是女性自身会对自己提出的“过分要求”。使萨洛蒙成为一个无可指摘的道德模范，其实是极不公平的，同时也是个错误。这同样也是有关她的议题里十分紧迫的一个。随着一封被她的继母宝拉发现的、原本被认为遗失的信件所披露的内容证实，萨洛蒙对于自己外祖父的死负有重大嫌疑——当这个老人死于混合了酒精、安眠药和巴比妥类药物的饮料时，萨洛蒙正坐在他的身边。就在最近，格里塞尔达·波洛克声称，萨洛蒙一直保守着一个秘密：她的母亲和姨妈其实长期遭受她外祖父的性虐待（这加速了她们的自杀）。尽管人们纷纷对事情的真相表示关心，但我却更关心这一“事实”的其他方面。从根本上说，无论真相的关键词是“谋杀”还是“性虐”，抑或是二者兼有之（我们显然已经无从得知），萨洛蒙始终都无意让自己显得无辜。倘若人们将她的全部努力，只看作她对自己和家族的命运的反抗与报复，那么她的意义，也将在死后被误读（任何受害人都不会成为凶手，任何对苦难的承受都一定是伟大的行为）。这是对她内心生活复杂性的侵犯和掠夺。

萨洛蒙——作为夏洛特，或许是一个很好的憎恨者，她最终也因此幸存。在生命的末期，她感激给她提供住处的美国人奥蒂莉·摩尔，因为后者给了她机会“在这样的时代更完整地了解人性，学会如何爱，如何恨，以及如何鄙视其他人”。作为一个犹太人，她在作品中所描绘的“爱与恨”，是一条红线，将人们从蓝色的世界上隔离开。爱恨并不是一件事物下的两个选项，它们彼此联合，并鄙视着那些既不爱也不恨的人。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种心灵性的诡计多端。“地狱的嘲讽”，所谓鄙视，是情感的真正对立。而为了真正充分的情感体验，爱与恨的经验其实都需要足够丰富。在我们即将看到的、背负着“完美”诅咒的女人玛丽莲·梦露身上，我们不难发觉，爱与恨其实是一回事。而同样地，在卢森堡看来，一个理想的世界，人人相爱，但良知是前提：“为了为之斗争并捍卫，我需要学会如何去恨。”对于萨洛蒙，唯一可以同时在故事内外描绘她的内心之路的途径，是去体会她所具备的内在愤怒。“我恨他们所有人！”当她外祖父的朋友当着他的面恭喜自己的朋友，他的外孙女多么出色地化解了外祖母自杀这桩丑事——“多么不可思议……她在照片里看起来依旧很健康”，“我想把他们全踢下楼去！”

除了我们曾讨论过的内容，《人生？如戏？》还表现了一种在创造性艺术中体现的内在激情。当然这一部分内容，只有在充分考察原稿的细节后才可能得以窥见。我们曾提到过，萨洛蒙会使用纸的两面来作画。菲尔斯蒂娜分析这大概是战时纸张紧缺的缘故。而到后期，一些原本应当出现在下一页的文字，也会因为空间不足而跑到作品的前一页，而后面的画面也随之省略了。看得出，萨洛蒙缺少的不仅是纸张，还有时间。但我认为她的分析还不够彻底。这种状况或许说明，她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一部分作品。对此简单但令人遗憾的解释，是这些内容涉及到了有关纳粹罪行的展示以及羞耻。在作品里，有一幅画面描绘了反犹小册子被放置在犹太教堂前的场景，而另一幅画面则描绘了萨洛蒙和其他一些妇女在盖世太保面前为他她失踪的丈夫和父亲申诉：“萨洛蒙的努力，在挤满了伤心的妇女的警察局门前落空了。”似乎只有那些有关她和她的感受的纳粹相关内容才最终保留下来（我们找不到她有关纳粹的直接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