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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我就是那样。尽管并不那么渴望了解她的过去，我对她的现在却十分积极，十分着迷。我喜欢读犹他州、密西西比或南加州沿岸发生的事。开车的时候，我喜欢听脱口秀，从政治到宗教，不一而足。虽然讨厌离开吉妮和孩子们，但我还是从参加国内某个没去过的地方办的书展中得到过深刻愉悦，走在圣路易或西雅图的街上，只是观察人们如何生活，看看他们吃什么，听听他们口中如何念出莎士比亚、菲兹杰拉德和伍尔芙的语言。我想把一些这样的东西展示给仁波切，就像你想给初次来访的客人展示家里新添的部件一样，听听他对木工、房间的陈设、浴室瓷砖的颜色和设计的意见，即使你知道，他的意见会包裹在强制性的礼貌中。

关于仁波切，我完全不了解他这类人。就算有所了解的话，我怀疑，他作为清心寡欲的心灵派，应该会对这个世界的好时景点、过山车、疲惫的民众不感兴趣吧，他们开几千英里的路来看朋友看过的东西，然后又依稀有些不快地悻悻离去。保龄球道和低劣的廉价小吃店，粗砂路和绒毛玩具，还有迪士尼，我都喜欢。对我来说，那就是美国生活的血与骨。那就是我们的现实，我有种稍显乖张的冲动，想摁着仁波切的脸逼他直视，看看他的崇高理想能不能活下来。为了我甚至无法明确表达的东西，我偏要证明自己是对的，或错的。

我们跟着一长队的车驶进景点区——就是这么叫的，我在找有没有项目能让我的乘客尝一口这块特别的美国派，而又不需要耗费半天的开车时间。我选定了一个名叫“巧克力工厂”的地方。我们驶下一条长长的入口道路，找到一个停车位。我们走过滚烫的柏油路，向一片好奇的茫茫人海中的玻璃入口走去，然后我们被关进了特别干净、有序，绝对美国的地方——穿制服的安保人员，服务台里戴著名牌、拿着影印地图的女人，行程讲解的录音在天花板处发出回声——画面的每个颗粒都能被涂成红、白、蓝色。当然，商品区触手可及。

我们选了15分钟的游览路线，爬上一条人满为患、铺了地毯的之字形信道，墙上有米尔顿·S.赫尔希8的故事，图文并茂。我决定了，与其充当导游，不如等仁波切发问。他没问。在汗津津的人群里，他贴着我站，研读了旧照片和概述赫尔希的故事的牌匾。米尔顿是门诺派农夫的儿子，离开那种生活后，他在巴尔的摩和纽约两次尝试糖果生意都失败了。他回到宾州的家，再次尝试，很快主宰了一个糖果零食的帝国，像一千万根黏煳煳的手指伸向全球。赫尔希和他的新娘虽然结了婚，却无法育子，于是两人为孤儿男童创建了一所学校，后来学校也接收女孩，再后来变成了一所接收所有贫困、受虐以及被遗弃儿童的学校。1945年，巧克力大亨去世时，学校获赠了他全部的财富。

这些钱没有更好的归宿了，我想。所有那些好时之吻、开心杏仁糖的利润都用到了那些父母没能或不愿养大的孩子们身上。

我不知道仁波切理解了多少。牌匾很小，最多几页纸的文字，而且人那么多，我们有充足的时间阅读。但他什么也没说，那通常表情丰富的脸上一点情绪也没表露。

信道向下突降，两个发型整洁的大学生模样的孩子身着制服，带领我们穿过一块活动的铺毯地板，坐进勉强能充当古典过山车的小车里。这些小车有着外形笨重的木头车厢，从头到尾都有座位。仁波切和我占了一辆小车，我们在刺耳的快乐人声和响亮的录音中并肩坐着。现在他的脸上有大大的微笑了。节目可以开始啦！

小车打着转，滑动着穿过制作巧克力的奇幻屋，里面满是穿着衣服唱歌的奶牛，屏幕和人声在提供关于可可树的资料，成罐打转的巧克力浆，传送带上有几千个没包装的好时之吻巧克力匆匆而过，就好像急着要找到它们银色的外衣，继而找到曼谷或班加罗尔货架上的位置。这有点像一个逼真的美食频道片段，因为我们在滑行的时候，也被灌输着数据的信息——每天25万加仑牛奶，6000万颗好时之吻，乳脂在某一道工序中被抽掉，又在另一道工序中被放回混合物——一路还被烹调巧克力的浓郁香气带着跑。在车程的最后，我们经过一部架在墙上的摄像机，有人指示我们微笑。我们就微笑。然后，在爬出奇妙装置，成功地通过活动地板时，我们有个机会买下我们开心笑脸的瞬间。直到今天，我家里办公间的墙上还有一张照片，是我本人和一个穿红袍的男人，他看起来和任何糖果店里的任何小孩一样高兴，一样兴奋。

啊，噢，糖果店！我们从照片台大步下楼，走进一个糖果痴迷者的天堂，所有能想象到的巧克力糖果，从巧克力碎屑曲奇到黑巧克力，好时工程师们空想出来的150个不同品种的糖的载体。儿童的尖叫声飞奔在我们四周的空气里，收银机的按钮声唱出一首利润的颂歌。我没有客气。一包Rolo给娜塔莎，一袋谷巴先生给吉妮，开心杏仁糖给安东尼，健康的黑巧克力给我自己。仁波切在欣赏着我们的照片，说：“真快啊！怎么发生得这么快？”但似乎对满架的美食无动于衷。

虽然如此，我还是买了一袋好时之吻，塞到他的手里，一边告诉他，或者尝试告诉他，这个，所有这些，Rolo包装纸的金色，开心杏仁糖的蓝色和起皱白，好时之吻顶点喷发的那一小捻薄纸，就像7月4日噼啪作响的烟火，感恩节的橄榄球比赛——某种美式的精华，某种我童年的国旗。我想问他，他的脑海里有没有早年在斯科沃罗季诺的类似图景。牦牛酥饼，有可能。或者那些好玩的日子，把铜板摆在轨道上，等着西伯利亚铁路快车在黎明开来，把它们压扁。

但我没有。

离开商店后，我们加入了一条人流，以潮汐的速度朝汽车的海洋挪动，挡风玻璃和SUV保险杠在大热天里闪烁。烧化石燃料的汽车长队在朝出口蠕动。最后我们终于上路，至少摆脱了乌泱泱的人群。在经过一块农夫的田地时，里面有块牌子写着“每个人都该向上帝汇报”（你怎么知道？我们经过时，我想对着窗外大叫。你凭什么声称你知道？），我们看到了西行的80号州际公路，于是把车头冲向惊人富足的美国腹地，蜿蜒下坡。

这是个怪异的早晨——早餐时我杯子里的土，洁净完美的糖果架——尽管我有一两次想尝试发起谈话，但很快认识到，仁波切没有聊天的心情。为了填补气氛的空白，我打开收音机，找到一个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正在雄辩拷问的必要性。我看向仁波切来判定他的反应，但是，尽管他睁着眼睛，却似乎没有在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