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什么是说理（第3/6页）

人们通过说理获得一种可能是或者看上去是真实的结论。这种性质的结论，它的真实性是由人的理性来判断并相互商定的。这种真实性不是由超然于人的绝对“客观标准”所决定，因此，所有的说理都是可以再讨论的。说理不是非要辩论出一个我对你错的结果。当说理非要辩论出一个我对你错的结果时，它需要借助外在形式程序或权威的“决断”，如法庭的“判决”、通过投票或其他方式的“表决”、来自专门人士的“裁决”等等。这类决断是外在于说理的，尽管它也需要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有所说理（参见第十八讲，最后一小节）。

对于亚里士多德所说“修辞术是论辩术的相应物”，《修辞学》的翻译者罗念生先生这样解释：“修辞术和论辩术的题材都是有两种可能的或然事理，是一般人的‘意见’。……修辞术和论辩术的区别在于，修辞术采用连续的讲述方式，论辩术采用问答方式；修辞术面向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听众，论辩术面向少数有知识的听者。”亚里士多德指出，修辞术像是论辩术的分支，也像是伦理学的分支，伦理学应当成为政治学，因此修辞学也可以说是政治学的分支。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说理”的基本特征：说理表达的是一般人，而非专家的“意见”（当然，专家也可以像一般人那样表示意见）；说理的对象是广大而不同的听众，不是小圈子或小学科的专门听者；说理与更为逻辑化的哲学论辩虽然相似，但有区别；说理离不开价值判断，包括伦理和政治的判断，尽管它并不专门讨论伦理和政治。

人们需要说理，因为说理比不说理更能找到真实和公正的东西，而真实和公正的东西在本质上来说是优于虚假和不公正的；一般来说，真实和公正的东西是比较容易证明而且比较容易说服人的；更为重要的是，人有足够的天生能力接受真实和公正的东西，这种能力就是“理性”。

“理性”不只是指思考和明理，而且还指“用理由来证明合理”。因此，说服必须包括用理由——说得通，别人能接受的理由——来支持自己的看法或观点。“辩论”一词的拉丁词源的原义是“银”，把意思说清楚就像一块纯银，可以投射出光亮、清晰的映像，也就是像人们平时所说的“真理越辩越明”，银器越打磨越光亮。可惜现在的许多辩论不仅是粗糙的，而且是不允许打磨的，有的映照出扭曲的映像，有的混暗不清，有的语言甚至根本就是为了制造暧昧和假象。奥威尔说，扭曲真实的语言“就像乌贼鱼喷射出的墨汁”，它模糊了事实的轮廓，掩盖事实的细节。这样的语言是说理的天敌。

说理的目标不是寻找绝对的“确实”，那么说理的目标是什么呢？大致而言，说理有三个目标，分别是探究、说服和协商。

探究（inquiry）也称“发现”（discovery），这个目标是对事情形成看法，发现看法中存在的问题或可能有的不同看法，寻找真实全面的知识。探究的发现可能是阶段性的结果，所以还会引发进一步的探究，人们把这种阶段性结果称为“确信”（conviction），也就是经过仔细探究思考或讨论后得出的信念。

说服（persuasion）是用这样的信念去影响别人，经常不只是影响别人的想法，而且是让他们有与新想法一致的行动。这不仅需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而且说理者要有善意和好的形象。说服并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影响效果，经常是，无论一方如何说服，另一方仍然持有不同的看法，有自己的信念。这时候，说理的目标便会转化为“协商”（negotiation）。如果协商是为了不同意见者之间能达成某种共识，有所共同行动，则又称“审议”（deliberation）。

协商中有一种特别强调“共同基础”（common ground）的说理，称为“罗杰斯说理”，得名于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1902—1987）。罗杰斯是美国心理学“人文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主张，健康的社会必须要有合作型的人际关系，而说理则应当从已有的共识基础出发，无论不同意见者看上去多么分歧、对立，都有可能相互听取意见。例如，前面提到了两位网友因为在死刑问题上意见对立而相互仇视和对骂，用罗杰斯说理，便可以考虑这样一些共识基础。第一，双方都认为人的生命是宝贵而神圣的。第二，双方都认为对死刑应该有所限制，不能想杀就杀。第三，双方都认为，一个被判死刑的罪犯对社会是一个威胁和危险。像这样先找到和认清共识基础，它的好处是可以有效地降低双方的成见和敌意，使说理对话能朝相互了解的方向发展下去。

罗杰斯说理的原则是先谈共识，后谈分歧。说理不是为了争辩谁对谁错，也不是为了证明对方的错误，而是为了通过合作性的交谈，取得双方都觉得合理的共识。尽管并不是所有的说理都能成为罗杰斯式说理，但罗杰斯提出的仍不失为一种成熟而有较高境界的说理理想。

“让说理”和“学说理”

儿童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会提出看法，例如告诉父母自己要吃什么，或要一个什么玩具。父母有时候会问孩子为什么要这个或那个，有的孩子也会说出点什么理由。在这种情况下，儿童用央求提出看法随时有可能转化为用理由来提出看法，当然，充分不充分是另外一回事。

人跟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人会问“为什么”，而动物则不会。幼小的动物只会模仿，但小孩子从牙牙学语时便会不住嘴地问，为什么，为什么。和动物不一样，人的嘴巴不只是用来吃饭，还要用来说话，不只是用来发声，还要用来说理。幼小的儿童不知道什么是自由言论，但他们却天生就有自由的嘴巴。他们有时候会问到一些令父母、成人脸红或不好意思的“为什么”。大人会说，“小孩子不会懂”。对幼儿来说，这可以是一个对“为什么”的回答或解释。但孩子越长大，这种“你不会懂”的回答就越不令他满意。

培养说理或培养服从都是从小开始的。约翰·洛克在《教育片论》中说，从小培养儿童说理的观点不容易被人接受，因为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儿童还不能懂得道理，与动物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洛克不这么认为，他说，“谈到与幼童讲理，兴许有人会觉得奇怪，但我不能不认为讲理是对付幼童的真正办法。其实，他们在懂得别人说话的时候起便懂得道理了……他们还喜欢被人看作理性的动物，其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还早。这样一种自负的态度应该让他们一直保持下去；我们要尽可能地把这一点变成培育幼童的重要工具。”不过，对儿童说理要有特别的方法，“当我谈及讲理……只是指适合幼童能力和理解力的讲理。没有人会把一个三岁或七岁的小孩当作一个成人来对他讲理。长篇大论、哲学式的说理，最多让他们眼花缭乱、玄乎其玄，却不能起到教导他们的作用……应该在其年龄和理解的范围内进行讲理，并总使用极少、极简单的语言而已”。使用简单的语言，那是因为，凡是说理，就得要让儿童听得明白。对成人说理也是一样，虽然不必使用简单的语言，但如果语言晦涩难懂、逻辑混乱、概念不明，甚至故意含糊不清、闪烁其词，说一些空头理论，用许多专门术语，那肯定不是好的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