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追逐已逝的回忆（第5/5页）
[5] 媒体关于受害人尸体的描述，可参见洛蕾塔·麦克劳克林发表于1992年6月7日《波士顿环球报》的回忆文章。
[6] 父亲在1965年4月6日写给马萨诸塞州精神卫生专员的信中称：“依照最高法院尊敬的阿瑟·E. 惠特莫尔法官吩咐”，已完成对艾伯特·H. 德·萨尔沃精神状况的检查，随后即可提供面谈记录。
[7] 父亲并未像反对他的那些人一样收到做证邀请。
[8] 做出认为其有能力接受审判的决定后，听证会被安排在1966年6月，而法庭裁决则于7月宣布。1967年1月10日，审前听证会上，再次提出其是否有能力接受审判的问题。但是，审判还是于第二天正式开始。（《波士顿环球报》，2013年7月13日。）
[9] 据德·萨尔沃的律师李·贝利（后来，他也是帕特里夏·赫斯特的辩护律师）称，他与检方谈判后的结果也部分影响到了法庭的决定。后来，贝利对自己同意这个明显妥协的决定进行了一番错综复杂的解释。可参见李·贝利与哈维·阿伦森合著的《抗辩从未停止》（The Defense Never Rests）（纽约：斯坦戴出版社，1971年），也可参见《时代周刊》，1969年1月27日。
[10] 德·萨尔沃在给父亲的信中称，如果能由父亲直接监管，“所有已经发生的事都有可能避免”。这句话着实令人费解。因为毫无疑问，他接受观察之前，就已经犯下那一系列勒杀案。德·萨尔沃信中还有很多使人困惑的地方，但他对父亲的感情却似乎是真挚的。
[11] 精神分析学专有术语，指男性的女性意向。——译者注
[12] 关于德·萨尔沃是否有罪这个问题，2013年，一项名为DNA（脱氧核糖核酸）“亲缘排查”的方法表明，德·萨尔沃的DNA与留在一名19岁被害女子身上的DNA样本相符。警方相信，这名女子是他最后的受害者。（《波士顿环球报》，2013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