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追逐已逝的回忆(第4/5页)

与此同时,媒体已经认定德·萨尔沃有罪,要求让其接受审判。最终,法庭决定德·萨尔沃可以受审[8],但受审原因并非他犯下的13桩勒杀案,而是其之前所犯的那些罪行(我之前已经指出,这些罪行不足以判定其为杀人犯)。但父亲认为,将其送审的决定“完全不合逻辑”,“从本质上来讲就是自相矛盾的”,并且很可能受到政治考量的影响。[9]

然而,审判还是如期进行,结果也不难预测:暴露在媒体面前的法官不可能毫无偏颇。而且,不可思议的是,法官竟没有要求隔离陪审团。结果,德·萨尔沃各项罪名成立,并判终身监禁,将由医院转到一家不再为其提供精神治疗的州立监狱。

一年后,德·萨尔沃从监狱里给父亲写了封信。父亲从未公开过这封信,而是将其妥善保存在一个封好的信封里。信是手写在几张蓝条笔记本纸上的,落款日期为1968年1月1日。

“亲爱的考泽尔医生,”德·萨尔沃这样写道,“我努力想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却徒劳无功。出于某种未知的理由,我发现自己依然在原地打转。我多次想起您,并无法理解,为何再也无法见到您(他指的是离开医院后的日子)。至少,您让我觉得,您对我感兴趣,是将我视为了一个人……对此,我想向您表达由衷的敬意。”

接着,他说他觉得我父亲“理解”他的感受。

“我很想跟您单独聊聊,”他说,“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就是觉得,跟您在一起时我是那般自在……您不是医务主任,真是太遗憾了。”

德·萨尔沃留院观察期间,大部分时候跟他打交道的都是另一名医生。我父亲只是那名医生的下属。否则,“所有已经发生的事都有可能避免。如果您好好想想,就能明白我的意思”[10]。

再次说明这点后,他称自己目前“内心无法得到释放”。这个涉嫌勒死了13名妇女的男人非常礼貌地结束了这封信:“祝您健康。愿您新年快乐!”

最后,他在信纸底部密密麻麻地写了几句附言,称希望父亲记得几年前,他是自己“走进警察局”寻求医疗服务的。

“这点儿,”他说,“就是……我至今都无法理解的一点。”

5年后,德·萨尔沃在监狱里被另一名囚犯谋杀。没人再为那起勒杀案提出过审判要求。

存放德·萨尔沃信件的那个文件夹里,我又找到一份父亲写的备忘录。备忘录中,他再次对那些确诊德·萨尔沃患精神分裂症却并不疯狂、有能力分辨是非对错的医生提出异议。

“鉴于情感缺失,”父亲写道,“以及他在描述自己罪行时那种虚幻的感觉,再加上他身上明显的女性意象[11],完全可以用上‘精神分裂症’这个术语。但若从道德观念上来分析——判定其是好是坏、是对是错——具备此种特性的男人,是极难划分,且很难让人信服的一种人……

“德·萨尔沃没有分辨是非对错的能力。说到‘分辨能力’,应该是种比‘辨识能力’更具体的东西。这就好比通则——社会上总存在一套能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因此,‘分辨能力’是一种深入人本质的东西。只有借助这种能力,一个人才能抑制住会对他人造成重大伤害的行为。除此之外的所有能力,都是迟缓、无效的抽象概念。要想具备‘分辨能力’,就得先学会感受,否则这种能力也会变得毫无价值和意义。”

父亲无比自信地陈述这些理念,并越来越敏捷和精准地找到完全恰当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因此,他在此期间写下的这些东西,无疑成了他职业生涯中最优秀的一批记录。诚然,当他与其他医生争论,以一种近乎对抗的方式表达异议时,除了自信,他也依旧固执。母亲过去常常担心,与那么多同事敌对会对他不利。

“然而,”她说,“这只是他个性的一部分。不用我说,与人为难的事,他母亲也做得出来。尽管说起他母亲的这种做法时他表示并不喜欢,但他其实比他以为的更像她。”

他偶尔会推翻某件他曾强烈支持的事,努力修正自己下过的定论。但对德·萨尔沃的法律裁决这个问题上,他的看法却从未改变过。[12]德·萨尔沃死在监狱里那会儿,父亲说:“他虽然很可能就是犯下那13桩勒杀案的凶手,但法庭即便要定他有罪,也应该以正在讨论的问题定罪——通过那些罪行为死者复仇。然而,他们却选择了如此迂回的复仇方式……

“总之,这个男人就不该被送审。”

收到德·萨尔沃那封信时,父亲61岁。之后,他为心理卫生院和国家司法机关工作到70岁,但他在精神病学领域的实践工作却持续到80多岁,并坚持记录。无论他的记录演变到多么混乱的局面,直到被送入疗养院之前,他都从未放弃过记录。

12年过去了。如今已是2008年,父亲也已102岁。纯粹从寿命来看,他已经快赶上我的母亲,但种种“迹象”已经清楚地显示出他的虚弱。我知道,他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1] 父亲出院回家后,每周都会有一名访视护士来看他。每个月,放血师也会来两次,通过静脉切开的方式取走他的血样。显然,这一切都是父亲那位医生的办公室安排的。用朱莉娅的话来说,在这点上,她和西尔维娅的确从那名医生身上得到一些迟来的指导,帮助父亲从溃疡中恢复过来。

[2] 父亲这封批评迈耶医生临床教学的信是1941年8月写给约翰·怀特霍恩医生的。后者于1941年接替迈耶医生,成为菲普斯诊所的所长。

[3] 父亲在此推荐的这个人是爱德华·希奇曼医生。他从1922年起,负责管理弗洛伊德那间免费(或仅收取低廉就诊费)的精神分析诊所。1938年,他为了躲避纳粹迫害,先逃到伦敦,后于1940年前往波士顿。

[4] 起初,人们以为只有11名受害者,但据德·萨尔沃(犯罪嫌疑人)后来的招认,还有2名受害者。新闻记者格罗尔德·弗朗克在其《波士顿杀人王》(The Boston Strangler)(纽约:新美国文库,1966年)一书中,列出了13名受害妇女的姓名和年龄。其中5名年龄为19—23岁,另外8名都是55岁或年纪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