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苗子（第4/5页）

然而，近几十年来，到生活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这一正确道路也有不少经验教训。有些同志下去一年两年、五年十年却依然写不出作品或写不出好作品，下乡下厂，晃晃悠悠，时间过去，脑子还是空空的，没有反应。这是为了什么？我想，读一读沈从文的作品，我们就该感觉到感情对于一个作家的必要。沈先生不仅熟悉自己家乡的一草一木，那里的人们的作息生死，更重要的作者本人具有深切的对人民生活之爱，对家乡之爱，对大自然之爱，这一点爱是那么真切，那么纯洁，它能燃起读者无限的同情。由于作家带着火热的感情去爱土地，爱人民，他才能深入地同化在生活里，同那些贩夫走卒、普普通通的乡妇、船伕、士兵、苗女同其忧乐，同其对自己长期休养生息的一山一水怀恋赞叹。如果没有这一点拥抱着大地、拥抱着人民的深挚的爱，这样的文章是写不出来的。鲁迅先生对于他的故乡绍兴，老舍先生对于北京，也都非常熟悉，非常爱，但他们很少留给我们正面描写家乡的散文游记，他们主要是把自己家乡的山川人物作为背景去描写，而以虚构的故事为中心的（当然，沈先生也经常采用这个方法，例如《边城》）。现代作家中，像沈从文这样深刻地表达对乡土之爱的，还是少见的。文笔之美还是其次，感受之深则是主要的。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沈先生的这些作品，是三十年代的产物，他所表现的只是旧中国、旧风土和旧时代的人物，这些描写，总不免打上时代的烙印，因此文笔尽管很美，而感情却多少带点哀伤。他所描写的人物，尽管大多数是劳动人民，他们除极少数外，大都具备勤劳、吃苦、乐观、勇健的品质，但是他们身上还存在着几千年封建制度和山沟闭塞风气、军阀暴力统治下的落后愚昧；爱这些亲人的美好品性而怜悯这些人的缺点。“当我拿笔写到这个地方种种时，本人的心情实在很激动，很痛苦。”的确，他虽然把“山大王”写得很豪侠，对“吊脚楼”的妓女和水手写出缠绵的爱情，可是这都是蘸着悲悯的泪水写出来的。他的大多数小说和散文，总不免带着三千年前那个疯疯癫癫的楚人屈原的影子。似乎因为他也是楚人。后面他接着写道：“觉得故乡山川风物如此美好，一般人民如此勤俭耐劳，并富于热忱与艺术爱美心，地下所蕴藏又如此丰富，实寄无限希望于未来。”（一九四四年版《湘行散记·题记》）虽然沈先生那时还不太明白这个“未来”的实景是什么，他也不理解那时他的湘西同乡——我们的贺龙同志等，基于对未来的信心，不久即创出不朽事业。

可是，沈从文也创出了他自己的事业，那就是像《九歌》、《九章》那样把对国家、对人民、对乡土的赤诚，贡献给后来的人。

三

我第一次同郁风去拜望沈从文的印象至今犹新，那是五十年代初我们刚到北京不久，那时沈先生住在沙滩五老胡同，记得是由熟人先约了时间去的。小个子，眼镜里透出眯缝眼睛，见陌生人露出羞涩的笑容，说话声音低而清晰，带着湘西口音。话到投机，感情就跟着语言散花、像喷泉一样飘扬一室之中，使人感到生命之火闪闪发光。我把这位温良恭俭的学者，同他童年在家乡跟铁匠师傅比蟋蟀，跟野孩子赌博，十八九岁时跟几个当兵伙伴为了一个炮仗去打“镇关西”的形象一对比，不觉为之失笑。

第一次见面，沈先生就激动而沉静地对郁风回忆起一九二三年冬，郁达夫冒雪到北京湖南会馆去看他，这个青年沈从文，那时住在冰冷的小屋子里，没有人知道，也没有钱，没有生炉子，没有棉衣，有一双冻僵了的手在写稿子。郁达夫一进门看见这光景，就先解下围在自己脖子上的围巾给他围上。然后同他一起去吃一顿饭，并把吃饭剩下的几块钱全都给了沈从文。这件事沈先生是经常回忆起来的。

人对于世事常常有错误的估计，我自己最大的错误估计是对于沈先生，我那时坚信他在解放后仍然将继续写小说或在大学教书，谁知后来他却改了行，去历史博物馆当顾问，并且我不知道他老人家在什么时候装满了一肚子的美术考古学知识，但是以后见面，我总是孜孜不倦的向他老人家请教这方面的知识。他告诉我汉代丝绸外销的路程、产地、质料、纹样，告诉我周以前已经有了带釉的陶器。告诉我洛阳出土五个带假发的唐代女尸，发式极美，可以看到唐代妇女化妆的考究，可惜出土时假发损坏了。殷周的一处墓葬，墓穴表层用各色土粉绘成花纹图案，可惜揭开时毁掉了。沈先生形容新出土的楚漆器纹样，战国玉器的雕工，洛阳博物馆陈列的汉壁画……总是带着悠然神往的心情说：“真美呀！美得简直叫你不可想象。”他提到这些先代遗产的时候，是那样欢喜赞叹，那样陶醉，那样心情舒畅，他涉想着这些文物珍品将如何对今后的中国文化艺术辉煌发展，起着作用，仿佛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作为一个有长远优秀文化的民族成员。

事物总是有反有正，正是由于这份幸福感，才带来了林、江一伙文物大破坏大掠夺给予沈先生的沉重创伤。在和朋友谈到这件事时，我总是说：如果沈先生不是那么对祖国文化艺术遗产的了解和热爱，而是一个对文物价值了无所知，对祖国文化漠不关心的人，他也就没了这份苦恼了。

事物也总是有赢有亏。我们这位五四以来具有影响的作家，由于从事“文物”，便没有生产“文章”。我说没有，那也是有点夸张的，其实一九六○年他还出版过一本主要是关于文物的散篇文集《龙凤艺术》。可是拿他三十年前的写作量——长篇和短篇小说、散文、杂文等等来比，那就等于没有。

可是沈先生对于这一点，他并没有介意——至少在表面上。他永远是兴致极高地谈他的美术考古。只要你识货，解放初期琉璃厂和其它地方的古董店甚至地摊、旧货店都很容易买到珍贵书画、文物、家具、古锦等等，沈先生就像着了迷一样去搜罗，搜罗得多，家里没地方放，就无条件捐给博物馆，这些珍物经过他手，最后“得其所哉”，这就是他精神上莫大的享受了。

“四人帮”以后，他还是兴致极高地去研究十多个考古专题，去参观秦俑、看马王堆那老太婆殉葬品。最近他来信，还谈到今年要到广东去看汉代玻璃，到福建看宋代纱衣，到景德镇去看一千多宋代戏剧瓷俑。

去年八月，那时齐燕铭同志还在医院，他给我一封信，让我去看一次沈先生。他关心他那本《中国服装资料》，信上提到这是敬爱的周总理生前让齐燕铭同志建议沈先生写的。这本书经过“四人帮”的文化大扫荡，就不必谈它的恶劣遭际了。最近，沈先生（他已经七十七岁高龄了）又兴致极高地把它整理出来，但齐燕铭同志也已经看不到它的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