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绿光往事 有咖啡的生活（第2/5页）

咖啡是何时以及如何潜入我的生活的？现在的我，每天清晨以一壶新煮的咖啡为开幕仪式，白日在办公室工作进行时以一杯接一杯的黑咖啡为续航的能源，每餐饭后以咖啡为速食或慢食的句点，最后在夜晚结束时还以咖啡做为暖胃好眠的睡前安慰。但这些酗咖啡的柔情陷溺是如何开始的？

那不会是来自我成长时的乡下农村，因为那里根本找不到咖啡。

在我已经咖啡中毒的成人时期，有一次回家过年，那大概已经是八十年代初期，大年初一早上起来，突然强烈地想要有一杯热腾腾的咖啡，我在乡下的家中遍寻不着咖啡的痕迹，老家的其他家人显然是不喝咖啡的。我走到街上想要找到一家咖啡店，但那也是徒然，那里会有这种东西？逛寻镇上那几条街之后，不料竟在某个街角发现一部卖咖啡的自动贩卖机，就是那种投币之后会自动转出纸杯、注入热咖啡的机器，真让我喜出望外。买到之后，我捧着纸杯就在街角蹲着喝了起来。

那部偶然救了我的命的咖啡贩卖机是哪里来的？我后来几次再回乡下，找回原来的街角，却再也找不到那部咖啡贩卖机，倒是在各处看到几部贩卖可乐冷饮的机器，可见摆一部卖热咖啡的机器原本是一场美丽的误会，那里紧急需要咖啡因的人大概是不多的。

等到我来到台湾中部大城读高中，我仍然只知道「冰果室」，不知道有「咖啡店」。或许也是知道的，我只是不记得了，我们可能都听说过「咖啡厅」，但那好像是提供女色的不良场所。我们会去的地方是第一市场卖「蜜豆冰」的摊贩，如果我们要去比较正式的谈话场所，我们会去外面用白色大字写着「冷气开放，内有雅座」的「冰果室」。冰果室我是熟悉的，即使是我出身的小镇也有一家冰果室，我们从未有机会登堂入室，但在门口买一支冰棒或雪糕的机会则是常有的，我们看着店老板从布满结霜管子的冰柜中拿出冰棒，冷风扑到脸上，这就让我们想像「冷气开放」的滋味或许就是这样。

有一次，我被班上同学派去邀请隔壁女校共同出游，我递了纸条邀请女方代表放学会面，约见的地方就在学校附近一家冰果室。容貌清秀的女方代表的表情比冰果室的冷气还要冷，等我表明来意之后，她横竖的柳眉才柔软下来，原来她误以为这场约会是冲着她本人而来，她对这位妄想吃天鹅肉的傻小子颇为不悦，等到弄清楚那只是两国交会的来使，她的防卫就大大解除了。冰果室里有没有咖啡？我倒也完全不记得，我在当时只知道又大碗又好吃的「刨冰」，对其他不能有饱足感的饮料是不感兴趣的。

高中暑假我到台北探视在中央研究院打工的姐姐，夜里跟着一群大学生去一家「海鸥咖啡西餐厅」。到咖啡厅的目的不在饮料、西餐，甚至不在交谊、聊天，那群「爱乐社」的大学生是去咖啡厅听音乐的。咖啡厅有百万音响为号召，专播古典音乐，大学生们把它占领了，拿出一份曲目，央请老板照单播放，俨然是一场自选曲目的音乐会。音乐是免费的，进场的来客都得点一份饮料，饮料的价格在我当时的认识当然属于天价，我还记得我点的是与那家店的摩登装潢完全不搭调的木瓜牛奶，够本土了吧？咖啡店里当然是有咖啡的，只是那时候我也还不知道要一杯咖啡来做什么。

当晚的音乐飨宴也是令人印象深刻，贝多芬的第五号交响曲〈命运〉在百万音响的播送下，听起来果然和家里那部古董唱机完全不同，每个乐器发声的细节清晰入耳，连演奏者的编组和位置都可以辨识，闭上眼睛，你就「看见」一整团的交响乐团就在你眼前。

但也许你我都不必为我错过这一次喝咖啡的大好机会感到惋惜，不要忘了喝咖啡本是「外来文化」入侵和「全球化」大浪潮的一环，这时候还只是七十年代的第一页，从后来的经验我可以知道，我们从来不是去找咖啡的，而是咖啡找上了我们。在我们仍懵懵懂懂的时候，「全球化」这个概念已经从远方虎视眈眈垂涎于我们，看了很多年了，很快地，我们将蜕去青涩，成为全球市场的一个标的，而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知识技能和劳动力︶也都即将成为市场中的一个「商品」。

大学时候，我来到台北，因为半工半读的缘故，很快地投入到杂志社的工作，厕身「文化圈」，成为其中边缘的一员。其实我真正的工作是担任杂志的美术设计，我的工作更像个工人，而不像文人。我要设计刊头，发排稿子，盯印刷厂，但并不决定内容，也不需要和任何作者接触。也许是看到我这种「封闭式」的工作型态的不忍，或者只是纯粹善意地要我多看看世界，办公室里一位资深编辑突然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一同去采访一位归国学者，我也很高兴地答应了。

访问正是在一家咖啡店进行，访问的对象是当时还很年轻、尚未写文章轰动台湾的留美经济学者高希均教授。咖啡店是当时很常见的装潢式样，厚重的棕色沙发椅，巨大的吧台，低矮的桌子，昏暗的灯光，以及穿着及地长裙的女服务生。访问不是我的工作，我从头到尾正襟危坐在一旁，一句话也不敢说。但我试着学其他人一样点了一杯咖啡，咖啡端上来时，黑色的液体冒着轻清烟，香气迷人，我又把一旁的奶精也倒进去，奶精在咖啡表面形成一个小小的漩涡，有一种梦幻不现实的画面，我也加了两匙糖，但它的滋味甜中带苦，还是一种陌生的、可疑的、不可轻狎的味道，我有点着迷于咖啡与牛奶相混时发出的香气，并没有立刻觉得这是一种可以亲近的饮料。

但毕竟我是来到文艺界了，在文艺界里不是每个人都喝咖啡吗？我不但坐咖啡店的机会愈来愈多，而且也开到几个有名的咖啡店，像是在台湾文学史上可有一席之地的「明星咖啡店」。走了进去，我会看到第一张桌子坐着埋首疾书的小说家段彩华，里面另一张桌子坐着黄春明，我还会看见高谈阔论的张默、洛夫以及各方人马；从明星咖啡店走出来，路边就看见摆摊卖书的周梦蝶…。

坐咖啡店变成了交际场所或生活仪式，但我和咖啡的关系还是不确定的。在明星咖啡店里，我一定点一杯它装在浅杯子里、味道清雅带酸的咖啡；然而在别的咖啡店里，我有时点咖啡，有时也点其他饮料。咖啡于我，在那个时候，并不是什么不可或缺的东西。后来，因为工作的缘故到了美国，可能因为异乡寂寥，也可能因为天寒干燥，每当坐下来，一杯咖啡在手，就感到身心安顿，不知不觉养成了喝咖啡的习惯。回到台湾，我还没完全意识到这个新习惯，有一天早上起来未喝咖啡，到了中午，右手不听使唤，激烈地颤抖不停，喝了咖啡才停止，这才知道已经咖啡因成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