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早期中华帝国的形成与武术世界的军事起源（上古—公元前100年）（第2/7页）

在公元前770年，周王朝在东部的洛阳地区得到了重建，但再也没有恢复昔日的荣光。黄金时代一去而不复返，一系列实力雄厚的诸侯国随之而兴起，试图掌握王室衰落后的权力真空。此后数个世纪，在数百个诸侯国间发生了数不胜数的兼并战争，直到只剩下最大的几个国家，越国与吴国的兼并战争正是其中之一。这一时期被诗意地称为“春与秋（Spring and Autumn）”，19它是军事活动高速进化和转型的时期。越国的女士就出现在这一时代的末期。她的出现意味着武术从其军事的母体中分离出来，雏形的武术家登上了历史舞台。

作战方式的变化是武术开始涌现的催化剂。在“春与秋”时代的大部分时期，主要作战方式仍然是以马拉战车的冲击为主。但在其后期步兵的重要性显著上升了，特别在扬子江流域，亦即吴国和越国所在的地区，由于众多的丘陵、河流与湿地存在，车兵的运用大受限制，较灵活的步兵更受青睐。步兵作战更为强调个人独立的格斗能力，成为孕育武术家的温床。为了提高士兵的作战能力，此时的佩剑进一步普及并且逐渐加长。出现了欧冶子等著名铸剑工匠，吴国和越国也制造了当时工艺最精良的青铜剑，但要训练士兵熟练掌握这种新兵器并不容易，其中的许多动作技巧具有相当的复杂性，难以让士兵自己摸索。学会了运用剑并发展出新技巧的武术家对常人占有决定性的优势，当这些技巧在军队中被普及后，甚至可以左右战争的结果，正如我们在越国女士的例子中所看到的。

比越国的女士更早一些出现的是被称为“刺客（assassins）”的职业杀手。第一位有记载的“刺客”，亦即第一个脱离军事的武术家，叫作曹沫。他是一个善于格斗的士兵，生活在公元前7世纪的鲁国，其格斗才能被鲁国大公所赞赏，从而被拔擢成为将军。在与齐国的战争中，鲁国被迫投降并割让大片土地。在签订和约的会议现场，曹用一把匕首在各国首脑面前劫持了齐国的统治者桓公（公元前685年—公元前643年在位），迫使他放弃对鲁国领土的要求。当桓公被迫在口头答应他的要求后，他平静地扔掉匕首并走下台阶。愤怒的桓公想要立刻撕毁口头承诺，但他的丞相管仲却看出曹沫具有再度冲破卫士的保护圈且杀死桓公本人的实力，最终劝说他正式同鲁国签订了条件温和的协议。20

如果说曹沫并未真正刺杀桓公，那么在他之后出现的一系列刺客则真正符合了这个名称。刺客专诸在公元前515年用藏在鱼肚中的一把匕首刺杀了吴国的国王僚。几年后，一个独臂剑士要离刺杀了僚的儿子庆忌——后者本人也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格斗家。大多数刺杀都发生在偷袭的情况下，刺客设法接近目标，在必要的情况下取得其信任，然后将其狙杀而死。但也有例外：在公元前397年，一名持剑男子公然闯入戒备森严的韩国宰相侠累的官邸，在冲破层层关卡后杀死了侠累本人，又击毙了几十名卫士后自杀身亡。几天以后，这名刺客被人认出是著名的勇士聂政。即使从最严苛的标准来看，这位聂政都是一名令人生畏的武术家。21

刺客的出现意味着武术已经脱离群体的军事行动而具有了独立的形式。这首先依赖于格斗技术的发展，使得格斗能力远高于一般士兵的职业武术家出现，在这种条件下，刺杀国君或大臣才是可能的。不仅如此，刺客的出现又刺激了武术的进一步发展：为了防止被刺杀，国君和重要官员必须要配备更训练有素的贴身卫士，后者本身可能也是专业的武术家。而这也对刺客提出了更高的职业要求。在这种进攻‐防御的游戏中，武术也在飞速进化。但在这一时期，武术家显然还谈不上拥有独立活动空间，刺杀仍然是军事行动的一种特殊类型，而武术仍然是世俗权力的附庸。

但越国女士的故事却是一个例外，她并非将武术用于格斗本身，而是当成一种技艺传授给他人。诚然，她的剑术是传授给越国的军队，并用于之后的吴越战争。但故事里的年轻女士并非出身军旅，而是来自南方森林的居民，据说她豢养了一头猩猩作为宠物，并从后者的敏捷动作中学到了剑术。显然这不再是被动的经验积累，而是主动的创造过程；最后，虽然曾经教授越国的军队，但越国女士并非越王的臣属或将领，而拥有自由身份和独立的人格。在教会越国的军队学会剑术之后不久，她就离开了越国的宫廷而不知去向。

在各种意义上，这一传奇的女士都与被豢养的刺客迥异，而符合此后几百年中“游侠”的标准。或者她本人就是最早的游侠，或者她是早期游侠所信奉的一位女神。无论如何，对于之后的武术家们，越国的女士一直是一个不可磨灭的象征，其所代表的理念是：武术家的价值在于帮助国家和君主实现正义的事业，但却不受政治权力的摆布。

江河与湖泊：诸国混战时代的社会流动者

如果曾在公元前485年到访越国宫廷的女剑术家确实存在，那么她无疑认识勾践最重要的参谋范蠡。据说正是后者向勾践引荐了这位神秘的女士。查良镛博士指出她是被英俊的范蠡吸引才来到会稽。但因为吴国的美丽王妃，也是越国的女间谍施夷光占据了范蠡的心，而令她伤心地离开了。22但据说在公元前473年吴国的都城姑苏被越国攻陷时，越国女士曾经再度出现在范蠡身边并见到了施夷光。此后，吞并了吴国的勾践开始为范蠡的过大权力以及与女剑术家的可能联系而感到不安。为了预防来自国王方面的加害，范蠡很快也离开了越国。越国女士此时是否陪同在他身边则不得而知。根据司马迁的记载，范蠡“乘着小舟，在江河与湖泊上漂浮着”，23顺利地脱离勾践的掌握，前往北方。

“江河与湖泊（rivers and lakes）”或“江湖（rivakes）”，并非某种偶然的指称，而是形象地指出了在这一时代逐渐形成的、覆盖中国本部的水道网络。在依赖人力和畜力进行交通时代，水以其流动性和浮力对于人群的交通和货物的运输有可观的优势。在勾践与越国女士见面的同时，吴国正在开凿一条沟通扬子江和淮河的运河，以便吴国运输军队到达北方。吴国被消灭前夕，这条运河已经建成，被称为邗沟。范蠡可能就是通过太湖、扬子江和邗沟到达北方的齐国。不久后他就在齐国成为一位著名的商人，其贸易范围远达南部的楚国。24

覆盖全国的商业贸易的兴起更加依赖于江河与湖泊，产生于公元前3世纪的《禹贡》中不厌其烦地勾勒出全国的水道体系及各地货物的运输方式。25在长年的旅行中，商人及船员成为了农业社会中第一批脱离土地的人群。对于他们来说，“江河与湖泊”不只是到达目的地的工具，而本身就成为了生活居所与生存方式。在一两个世纪之内，更多的人群开始沿着江河与湖泊的网络在各个方向流动，一个广袤的社会空间开始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