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评传（第4/9页）

（一）他人

他人既是萨特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也是萨特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它还作为文学作品的主题之一而经常出现在萨特的文学作品中。他人，在萨特的整个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按照我们的理解，萨特思想中的他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自我与他人互相排斥，或他人就是冲突；第二阶段，我的确依赖于他人，他人对我的存在、对我认识我自己必不可少；第三阶段，自我介入他人，组成团体。在团体内，我所发现的不是他人、外人，而是我们。萨特的他人由于自我排斥而发展成为与自我融为一体，看起来不可理解，但这又确实是事实。对萨特的他人的理解必须与他的生活经历结合起来。萨特自己认为战前只是把自己看做一个个体，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拯救自我，还认为正是战争使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于是他投入抵抗运动，企求着全人类的自由。但由于冷战、朝鲜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越南战争等事件，他不得不放弃了全人类自由的理想，投人到马克思主义运动之中。萨特的个人经历最好地说明了萨特的他人的含义。

但人们为什么还会对萨特的他人产生误解和偏见呢？按照我们的见解，一方面要归咎于读者和评论家，另一方面则是萨特本人的错误。萨特有一种使自己著作“最出色”的喜好，于是他把本应该写得很紧凑、简洁的著作，写得相当冗长，这样，读者和评论家们就很难发现萨特所要揭示的内容。

读者和评论家们对萨特的他人的误解主要来源于萨特的文学作品和他的《存在与虚无》这部哲学著作。

《恶心》的故事在多方面都可说是一种悲剧性孤独的经历。主角洛根丁觉得孤独，他不同任何人交谈，不接受任何东西，也不给予任何东西。他与咖啡馆老板娘弗朗索瓦兹只是生活在一种爱的滑稽模拟中，与自修者也只是在表面上从来不是俩人。当他想到将同刚给他写过信的从前的情妇安妮见面时，十分高兴，他甚至希望能真正地重新见到她，能同她交谈。但他完全失望了，他们俩都发生了变化，没什么可说的。从这样的经历中，很容易对萨特在《恶心》中完全悲观的意图作出结论。但是，洛根丁所以感到孤独，正因为他害怕自己要面临和正视的某种责任。现在必须在孤独和清晰之间作出选择，任何逃避都是不可能的；他人不能成为一种躲避的机会。在这部小说的最后一页，当洛根丁决定离开布维尔市时，他不是隐约感到这种成为自己，接受自己，从零开始的可能性吗？小说结束语相当明显地具有积极的含义，而匆匆浏览的读者总没能理解。（68）

《自由之路》的第一卷《理智之年》是这样一部小说：从最阴暗的角度展现同他人的相遇，这部作品是由五次相继出现的失败的相遇构成。如果说《理智之年》是完全的失望，不应忘却这部作品是三部曲之一，第四部虽已宣布，但一直没有发表。第一部中所描写的关系是处在一种虚假和欺骗的气氛之中；最后一部谈到了自由的实际可能，应当纠正这种气氛；《延缓》和《心灵之死》虽然称不上乐观，但已经纠正了萨特思想中的表面的虚无主义，赋予介人和团结的概念以一个重要地位。这两个概念假设一种与他人相遇的无比积极的观点。

《间隔》是萨特的一个著名剧本，它也是与他人相遇的某种观念的典范证明。应当注意的是《间隔》最初在《弩》杂志上发表时的题目为《他人》。《间隔》中的三个主要人物——伊奈司、埃司泰乐和加尔森被毫无道理地无目的地关在唯一的一间房里，这房间象征着永恒的地狱。不管表象如何，从这个剧中是不会得出根本的悲观的结论，如果读者还记得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剧中人物是些死人，他们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关系，而是体现了一种蜕化了的相遇，以一种异常的方式象征着一些肤浅的、畏首畏尾的、从来只是些半死半活的人的极其经常的存在方式。不可否认，萨特想要指出的揭示的正是这些。（69）

《存在与虚无》对他人的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人们一谈到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对他人问题的论述，就很自然地会想起书中的命题：爱便是冲突。这大大误解了萨特。实际上，他在《存在与虚无》中提出了f与他人相遇的十分积极的观点。这本书中对“为他的存在”的说明正是对他人问题的论述。只是因为他人遇见我，我才发现我的自由的个性，我才发现我，我才因此把握住这个基本现象：他人是我全部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基础；我必须通过他人才知道我是谁，甚至才意识到寧存在，我活着。（70）

我们使用了如此多的笔墨，无非是要辨明萨特的他人的真正意思。萨特对他人的承认、关注，不仅从哲学角度考察有很大的意义，从美学角度来看其意义也不小。承认他人，关注他人，他的美学体系因此也就是开放的。只是因为萨特对他人的关注，萨特的最基本的美学主张“介入”才得以诞生。他人在萨特美学体系中的重要性也正是由此而得到证实。

（二）介入

介入，作为萨特的基本美学主张，是他在1947年出版的《什么是文学》的一个最主要的提法。下面我们就来对《什么是文学》作一分析。

《什么是文学》一书既是萨特的艺术哲学理论，又是他的文学的最高创作纲领。从此，我们可以看到萨特作为美学理论家所具有的像康德、黑格尔美学论著中的那种深邃。他把常见的文艺现象阐述得透辟至极，显示了非凡的思辨力。在艺术的本质等一系列美学基本问题上，萨特一方面从他的哲学出发，坚持以个体为中心；另一方面也实事求是，严肃地对待艺术真理问题。他始终抓住根本的哲理，从作者与读者、创作与阅读、美与审美各对关系，阐明了个体人的创作活动的社会性和严肃性。萨特说：“各有各的理由：对于这个人来说，艺术是一种逃避；对于那个人来说，是一种征服手段。但是人们可以以隐居、以发疯、以死亡作为逃避方式；人们可以用武器从事征服。为什么偏偏要要通过写作来达到逃避和征服的目的呢？”

围绕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萨特明确地以“为艺术而艺术”以及巴拿斯派的“艺术家不动感情”的形式主义美学观为对立面，完整地论述了自己的艺术既不能脱离“他人”和社会，同时也必须是为“他人”、为社会的美学观点。这当然是对19世纪下半叶以来泛滥极广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潮的一次强有力的清算。针对“为艺术而艺术”，萨特提出了艺术品就是召唤，写作就是介入和在审美命令的深处觉察道德命令等一系列深刻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