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的黑暗（第2/4页）

在这里，“逻辑”是意识形态，是教条本本，是组织原则，是思维方式，它深入到个人、集团和社会的各个方面，结合霸权的维系而成为信仰、真理，成为现实，成为简直无从改变的所谓的“历史意志”。

鲁巴肖夫死前，发现有一个没有形状的人影俯在他身上。他分明地闻到了手枪套的新皮革味。“但是那个人影的袖上和肩上佩的是什么徽章?它以谁的名义举起手枪的黑黝黝的枪膛?”其实，什么样的徽章和名义并不重要，因为所有这些都可以变做一样东西，被抓到一只大手之中随意挥舞。只要逻辑得到贯彻，它就可以成为世界上最伟大最神圣的事物的代表，如果需要的话。

3

必须重新定义革命。

什么叫革命?革命的全部意义包含在“目的与手段”之中。关于革命的目的，小说没有直接的正面的说教，倒是鲁巴肖夫在现实批判中有一段话注意及此:

为了保卫国家的存在，我们得采取特殊措施，规定过渡时期法律不论在哪一方面都是同革命目标相违背的。人民的生活水准比革命前要低，劳动条件要差，纪律更不讲人情，计件苦活比殖民国家对待土著苦力还差，我们的两性关系法律比英国还要古板，我们的领袖崇拜比反动独裁政权还要拜占庭式。我们的报纸学校都提倡沙文主义，军国主义，教条主义，盲目服从和愚昧无知。政府的专断权力是无限的，是历史上没有先例的。新闻自由，舆论自由，迁移自由被彻底取缔，好像从来没有过人权宣言似的。我们建设了最庞大的警察机器，告密成了全国性的制度，肉体和精神苦刑拷打成了最先进的科学方法。我们鞭策全国呻吟中的民众驱向一个理论上幸福的将来，这只有我们才能看到。因为这一代的精力已经耗尽，这些精力已消耗在革命中。

在鲁巴肖夫的严厉的内心拷问中，我们还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

......我们的意志坚定纯真。我们应该得到人民的爱戴。但是他们却憎恨我们。我们为什么这样令人生厌?

我们为你们带来了真理，但是在我们口中，它听起来是个谎言。我们为你们带来了自由，但是在我们手中，它看起来像条鞭子。我们为你们带来了活着的生命，但是在我们的声音可以听到的地方，树枝枯萎，可以听到枯叶嗦嗦地响。我们为你们带来了未来的希望，但是我们的舌头口吃，只会吠叫......

革命出现了异化。革命目的完全翻到了它的反面。革命的异化现象是随着它的进程变得更为严重的。还在革命初期，处在基层的小洛埃通过实际斗争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了这种变化，说：“党越来越像一块化石了。它的每一条肢体都患血管硬化，青筋暴突了。不能这样来进行革命。”以致革命政权建立以后，活力减少了，就像鲁巴肖夫形容的那样，一切反映为上层的权力变动，而下层依然保持漆黑和沉默，人民群众再一次又聋又哑。小说通过鲁巴肖夫对逻辑的思考，指出：“政权越稳定，它就越僵化，为的是要防止革命所释放出来的巨大力量掉转头来把自己冲垮。”革命目标始终受到障蔽，革命原则一再被涂改，显然，有一种强大的逻辑力量在起作用，那就是:手段至高无上，运动就是一切。伊凡诺夫和格列金都是惟手段论者。伊凡诺夫多次表示说，“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一原则，仍是政治伦理中的惟一法则。”格列金同样以肯定的语气说：“党的路线是明确规定好了的，党的策略是根据为了实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毫无例外，一切手段——的原则决定的。”原则无可争辩。然而，鲁巴肖夫的经历表明:他正是为了这个原则牺牲了别人，而自己也因此遭到牺牲的。当他远离了“形而上学的妓院”，退回到记忆和现实的门槛之前，他会清楚地发现: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这无非是“制造政治”而已。

所谓革命，是以人类的解放和进步为前提的，它必须符合人道主义这一最高原则。革命把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只是为了他们能够以足够的力量扭断锁链，冲破牢笼，争得自身所应拥有的权利和尊严，而不是把群众运动当作工具，权宜的手段，为个别的集团或领袖人物谋取特权。小说中的“第一号”就是这样的人物。群众也不是个人的简单的集合体，就像鲁巴肖夫与伊凡诺夫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中的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有没有权利杀死一个老妇人的问题时所强调的，“数学单位是人的时候，二乘二不是四。”在群众中，个人的生命，利益和自由意志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生存者是幸福的。生活着是美好的。小说中多次写到脚拇趾的扭动形态，它是作为血肉之躯的一部分而出现的；哪怕是很小的部分，也将因为它生动的提示而令人永远留恋所在的世界。理查德的口吃，阿洛娃的大眼睛、白皙的脖颈和弹性的胸脯，鲍格罗夫的呻吟与呼叫......记忆就是为这些生命现象所撩拨产生的，因而有了现代心理学家所称的“海洋感觉”。然而，在实际生活中，生命恰恰遭到敌视。“肉体清算”每天都在进行，此外，是大量的决议，指示，教条，原则，抽象逻辑对生命实存的禁锢、绞杀和葬送。鲁巴肖夫强调不能像对待物理试验一样对待生命个体，对待历史；因为前者可以上千次地作同一试验，但是对后者只能有一次。然而，他知道，“无限是政治上可疑的一个量，‘我'是可疑的一个质。党不承认它的存在。”已故的伙伴们以巨大的沉默表明，“党否认个人的自由意志——同时，它要求他自愿的牺牲。”对他个人来说，从事革命工作四十年，“党取走了他所能贡献的一切，却从来没有给他答复。”组织与个体，逻辑与生命的对立是明显的，以致他不能不承认：“人道主义和政治，对个人的尊重和社会进步是互相不能容忍的。”可以说，正是这一无法解决的悖论，构成了全书的主题。

在目的与手段之间，鲁巴肖夫一直是钟摆一样来回摆动。作为党的一名忠诚战土，他相信这样的逻辑：“个人算不得什么，党才是一切，树枝若从主干上折断，必然枯萎而死”；为了维护屹立的大树，一直听任手段的摆布，以致终于导向公开审判这场古怪阴森的把戏。事实上，手段战胜了目的。惟有在内心深处，他仍然保持了对目的的探寻，并以目的质疑手段。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长期的严密的组织生活一一失去自我的生活一一使人处在运动惯性的过程中，难以看清革命的目的；即使有所察觉，也不敢向自己充分承认。其实，早在理查德事件以后，内心分裂的事件就随之发生了；直到被处决前夕，这种个人的觉悟才以想像或幻觉的形式出现。但是，他已经不可能为未来的“新的运动”而斗争了。他曾经问一位农民道：“你记得圣经中那一段沙漠里的部落开始叫喊:让我们选个队长，让我们回到埃及去吗?”他没有给带到山顶上，就被沉重地击倒了。围绕他的只有沙漠和无边的黑暗。在他与有限的天数做斗争的最后时刻，周围这个使他为之奋斗四十年的世界，激起他的最辉煌最美丽的想像的，竟然是纯粹属于个人的和生命的。当他在审讯中晕倒被抬出院子里时，刚刚醒来便立刻为刺骨的新鲜空气和惨淡而清新的阳光所陶醉。小说写道：“他以前没有充分欣赏这种美事，真是愚蠢。为什么我就不能干脆地活着，呼吸新鲜空气，在雪地上散步，让脸上感到阳光的温暖呢?”革命者把他追求的目标，从最远的高处移至自己的脚下，他只渴望获得一个普通人的正常生活的权利，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