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的黑暗（第3/4页）

目的与手段，到底谁战胜了谁呢?无论对革命者，还是对于革命，这都是富于讽刺意味的。

小说通过插叙，内心独白及分析，展现了主人公鲁巴肖夫的斗争经历，同时也就是革命的历程。在监狱中，他已经把以前对于革命的种种疑虑和质询，推到了一个明确的极限：“第一号的政权洁污了社会国家的理想，甚至像一些中世纪的教皇站污基督教帝国的理想一样。革命的旗帜降了半旗。”显然，他的思想不复切合“逻辑的结论”。通过痛苦的反思，至少通过多少有点近乎自我麻醉的“语法虚构”，他已经能够从抽象的“人类”回到有血有肉的单数，回到良心那里去了。当他知道了自己的下场，知道了生命的最后期限，完全应当而且可以为自己辩护，作一次丹东式的英勇无畏的发言，事实上，他也确曾有过这种念头的诱惑；然而，他放弃了质问充当他谋杀第一号的证人的权利，把燃烧在舌尖的话强咽下去了。最后的发言是出人意外的宁静:

......反对派被打败，摧毁了。如果今天我问自己，“我为什么而死?”我面对的是绝对的空虚。如果一个人死时不后悔，不同党和运动和解的话，那么他的死是没有目的的。因此，在我的最后时刻的门槛上，我向国家，向群众，向全体人民跪下双膝。政治把戏、讨论和阴谋都已结束了。我们在检察官公民要求把我们判处死刑之前，在政治上早已死了。让失败者见鬼去吧，历史已把他们踏为尘埃。法官公民，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辩解:我现在这么做并不容易。虚荣心和残存的自尊心向我低语，叫我默默地去死，什么也不要说；或者以一种高贵的姿态去死，临死唱一曲慷慨的悲歌，把心中的话都兜出来，向你的起诉人挑战。对于一个老叛逆来说，这样做会更容易一些，但是我克服了这一诱惑。至此我的任务已经完成，我已付出了代价，我同历史的账已经结清。请求你宽恕将是嘲笑。我没有别的要说了。

对此，除了看门人瓦西里以为别有深意而有所保留之外，无论持正统派还是反对派立场，都不会完全认同，因为这既没有对犯下的罪过表示忏悔，相反也没有对强加的罪名表示反抗。围绕革命问题所产生的尖锐对抗的事物，通过鲁巴肖夫的最后发言，一切趋于和解。

对于鲁巴肖夫来说，他只能如此。

这是他长达四十年的生命献给了党，熟悉党如同熟悉自己的肌体一样的职业革命家鲁巴肖夫，这是在无限和有限之间不断穿梭往来的思想者鲁巴肖夫，这是身陷绝境而对这境遇有着深刻认知的死刑犯鲁巴肖夫。他只能如此。

他清楚地看到，斗争环境早已改变，即使被看作“反对派”，此刻也被剥夺了公开斗争的合法性。当年创造了“革命”这个神圣名词的老一代革命者，为了废弃权力而梦想掌握权力，为了让人民放弃忍从暴政的习惯而梦想统治人民，如今却到哪里去了呢?“他们的头脑曾经改变了世界的进程，却都吃了一颗子弹。有的在前额，有的在后脖颈。”当他们被为之奋斗的“革命”当成“反革命”，而像自己一样作最后的告别演出的时候，没有一个把被告席变做讲坛，向全世界揭露真相，展示真理，把无耻的控告扔还法官，像法国革命时的丹东那样。他们或者为了逃避肉体的痛苦，或者希望保全脑袋，或者害怕连累家人和朋友，总之因为恐惧而使他们中间最优秀的分子保持了缄默，甚至愿意充当替罪羊。“他们陷在自己的过去中太深了，陷进了他们自己布置的罗网里，根据他们自己的法则，歪曲伦理和歪曲逻辑；他们都是有罪的，尽管不是他们控告自己的罪行。他们没有退路。他们从舞台上走下场是严格地按照他们自己的奇怪游戏规则进行的。”其实，鲁巴肖夫自己不也是这样走下场的吗?

“新一代”已经形成。“新一代”代替了“老一代”，这是一个让人无法接受而又不能不接受的严酷的现实。在审讯中，一直主张用酷刑，最后置鲁巴肖夫于死地的预审官格列金，还有小说最后出场的看门人的女儿，青年工人瓦西里奥夫娜，都是新一代的代表。这是“在洪水以后才开始思想的一代”，“生下来没有脐带的一代”，没有传统，没有过去，没有记忆同旧世界相联系；他们被“伟大的政治策略家”改变成为盲从、粗暴、冷酷的新时代的野蛮人，丧失了道德感，人情味，没有轻松，也没有悲哀。他们只知道保护矗立于社会之上的既成的“堡垒”，并且用这一原则阐释一切，辩解一切。新一代的产生，意味着革命的蜕变是必然的。

但无论是意志消沉的老一代，还是咄咄逼人的新一代，都一样没有爱，没有同情，即鲁巴肖夫的所谓“伦理压舱物”。没有压舱物，革命和革命者就只能被大海无情地抛弃。

“人民”在哪里?小说写道：“四十年来他们用威胁和允诺，用幻想的恐怖和幻想的酬报把人民赶进沙漠。”沙漠中的人民在小说中演变成为旁听席上的群众，其中的场面，与中国作家鲁迅的小说《药》描写处决革命者的情景十分相似。当被告鲁巴肖夫的审讯快要结束时，关于谋杀党的领袖的罪名的辩护随即引起听众的愤怒的风暴，不断地有人叫喊：“把这些疯狗杀了！”鲁巴肖夫曾经以热切的眼光，在旁听席上寻找一张同情的脸孔，结果，发现那里有的只是冷漠和嘲笑。即使他因此感到寒冷，试图最后一次用自己的话来为自己取暖，也不得不因为倾诉对象的缺席而打掉这个愿望，颓丧地低下头颅。太晚了。鲁巴肖夫发现已经太晚了。“回到原路上去已经太晚了，再次踩在自己的脚印上已经太晚了。说话不能改变任何东西。”

小说引用了拉萨尔剧本《济金根》的话：“没有道路就别给我们指出目标。”然而，目标已经指明，道路却没有找到，甚至根本不可能找到。作者借了鲁巴肖夫的“相对成熟的理论”表明：“每次历史阶段的发展，总是把群众抛在后面，使他们处在相对不成熟的状态，这就有可能和有必要出现某种形式的绝对领袖的领导，而人民往往需要好几代人的时间才能认识到自己用革命的手段所创造的新状态，在此之前，民主政体是不可能的。我们眼前出现的全部恐怖、虚伪和堕落不过是上述这个规律不可避免的看得见的表现。在群众成熟的时候，反对派的责任和作用是诉诸群众。在他们不成熟的时候，只有蛊惑人心者才诉诸‘人民的最高判断'。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对派只有两条路可以抉择:发动政变夺权，而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或者在无声的绝望中听任命运的摆布一一‘默默地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