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难忘的一个官僚同学——我所知道的施启扬（第2/5页）

1958年8月2日，我大学毕业返回台中，有日记如下：“四时十分与弘、祝公、庭生、鼓应、克斌同车赴车站，华俊与又亮已先赴车站办好行李。至车站时，已人群一片，今日送行者：1周弘2景新汉3马宏祥4白绍康5华昌平6李华俊7陈又亮8陈鼓应9祝庭生10张克斌11袁祝泰12朱广诚13黄锡昌14施启扬15佟耀勋16阙至正17孙英善18林淑美19杨祖燕20杨世彭21袁天中22萧启庆23王尚义24陈良榘25王曾才26李耀祖。”由这段日记中，可见我交游广阔、人缘亦佳。送行人中，李华俊、朱广诚、施启扬都是我台中一中旧识，最早认识的。

我返回台中后，等待南下入营做预备军官。施启扬有信来，也谈到借书的事：

敖兄：

大函敬悉，谢谢您。在校时劳费您代借书籍，至以为谢，并在此致感激之意。您要当兵了，而且是最坏的一种步兵，7日入伍，我因学校有事（现在在系里任助教，无法随便跑）不克返台中送行，又未能到您家吃蛋炒饭、见见静波，甚觉可惜。萧启庆已考取研究所了（罗某亦取了），今后可以劳烦他代借书了。我记得上次在您寝室，见您曾借得商务《万有文库》里的《唐律疏义》，不知您从何处借得，如尚记得请以后来函时，顺便惠示，因萧启庆对多处书籍恐无阁下之熟悉，故先问妥。专此敬颂近安

并请向静波问好启扬上9月5日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施启扬他们研究法制史，竟连《唐律疏义》等起码的书都不得见，当时大学生的贫困与孤陋，由此可见。

我当兵后，施启扬也有信：

李敖兄惠鉴：

华翰已敬悉，因杂务缠身，迄今始奉复，谨致最深歉意，并望鉴谅是幸。

前日往第九宿舍，访萧先生未果，因第九宿舍并无萧先生之名（宿籍），想萧先生是住他人床位吧！归途在校总区见到王文振，他是梁仰芝先生最得意的学生，但现在学的却是化学。他领我参观他的研究室，仪器书籍满室，使我惭愧不堪，您知道高一我数学在“戊组”，而且经常在及格边缘，高二、高三时对理化等更无兴趣，在那段日子学理科的课真是受罪，您是高三的逃兵，并未吃过苦头，我现在看了理化数学的仪器书籍内心犹有余悸，想您必亦有同感。

王文振住第九宿舍，我就托他找萧先生，昨天他来函说萧先生已找到，并将《唐律疏义》寄托他处待我去拿。我很感激您及萧先生，因为我需用的书籍大都是劳费您代借的，谨在此致最高谢忱，并请您在给萧先生函中代我向他致谢意。我向您借的书除《唐令拾遗》《中国妇女生活史》，明日携往萧先生处请他还给图书馆外，《唐明律合编》《明律集解》及《故唐律疏义》假如可以继续借而不麻烦的话，就准备再借下去，因为我的报告必须再加修改补充，现共有七万字，我很想利用假期再加补改。萧先生说他可以将《唐明律合编》等之书改换他的名字继续借，如果您认为不会打扰他，就要麻烦他了。

您军中生活恐还不惯，秀才当兵，一辈子当不好，好在入伍训练即将结束，届时在台北当可再看到您。最后祝您军中起居作业一切安好。并保重身体。

启扬敬上12月10日晚

1961年我当兵归来，住在台北新生南路三段六十巷1号四席小屋，施启扬那时正在军法学校服役，担任教官。有信如下：

李敖兄惠鉴：

显昌已将您的信交给我，首先我应感谢您帮我借这许多书；再者我以为那些书已经由萧启庆兄转借，因为我曾经写信给他，请他设法继借，他函复说已继借，我以为已由启庆兄过户。看您的信后才知道尚未过户，使您极为尴尬，深致歉意，并请您鉴谅为幸。我在军法学校颇为忙碌，除星期六回宿舍与黄狗等玩牌之外，其余都关在军营中。专此奉复，并颂

近佳弟启扬4月27日

这信中所说玩牌的事，是施启扬一大特色。施启扬在1958年毕业于台大法律系法学组，并以第一名考入台大法律研究所，同年10月又考上高考状元。论者以为施启扬一定非常用功，其实不然。事实上，他是一个考试匠。他所知不多，但有本领在考场一小时内，用他清楚端秀的写字，把所知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在“考工记”上，占了大便宜。他平时在宿舍不是最用功的，玩牌时间很多。他的天资也不高，悟性尤差。有一次在我宿舍，和孟大中等看漫画，别人一看就笑了，他却看不懂。王新德说他“头脑不行”，可谓一语中的。

1961年年底，我在《文星》开始兴风作浪。后来施启扬退伍，时相过从。他的法制史研究几乎全靠我提供资料。我保有一张他亲笔的借书条如下：

启扬借：

一、《支那身份法史》

二、《中国婚姻史》

三、《东方学报》

四、《婚姻与家庭》（中、日文）

五、《现行亲属法论》

六、《中国亲属法》元月21日

仁井田陞

《中国法制史》（刑法）

1984年5月22日《政治家》周刊第十五期登说：“早在台大念书的时候，施启扬即相当活跃，他和丘宏达、陈继盛、陈隆志等人，被认为是法律系最杰出的学生。在《大学杂志》全盛时期，他和陈少廷、关中、陈鼓应、丘宏达、李钟桂、许信良、张俊宏等人，都是国内一时的精英，为文批评时政，广受瞩目。他也曾在《文星》杂志帮过一些忙。”说到施启扬和《文星》的关系，这是不确实的。施启扬从来没在《文星》杂志帮过忙，他只在留学德国时，写过一篇稿子——《从歌德学院到海德堡大学》。关于投稿给《文星》的事，1963年1月9日，他有信给吴章铨、魏廷朝、史静波，全文如下：

章铨、廷朝、静波兄：

新年如何度过？在台湾还是旧历年热闹吧！

除夕夜二十余名中国人在基督教宿舍聚餐，甚为难得。可惜有不谙中文之中国人，大家以中国话交谈，使他们颇感寂寞。中国在东南亚有千余万华侨，中国若能强盛，这些华侨将是不可忽视之潜力。

最近看了一场令人愤慨的电影，名mondoCane（《狗的世界》），意大利片，内容讽刺中国人吃狗肉，许多德国人看了都认为中国人不文明。本来文明与否原不以西方风俗作为价值判断的唯一标准，狗肉的营养亦许很丰富，但时值东西文化逐渐融合之际，许多文明的标准还是要以西方的观念为断。我不知有多少中国人喜吃狗肉，这些中国人显然在外国被认为不文明，同时外国人误以为狗肉系中国人的普遍佳肴，把所有中国人都骂在一起，真是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