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I监视下的婚姻（第2/3页）

第二天上午，我准时来到了FBI的办公地点，却不见任何人在会客室等我。十分钟过去，从侧门走出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子，以标准的中文对我说，约见我的那位调查员生了病，只得由他代替来与我谈话。我跟他走进一间很小的房间，里面的陈设一看便知是审问者与被审问者的席位，四壁无窗，气氛单调得怵人。审问者倒是客客气气，不断提问，我回答时他就一一往纸上写。不一会儿我发现他的提问兜了个圈子回来了，我原本流畅地对答，变得越来越吞吐。我发现他在摧毁我的逻辑，而逻辑是我的防卫。我看着他带有白种人冷漠的礼貌的脸，突然弄不清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

几天后，两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们都受到了FBI的盘査，中心内容是核实我的证词。

我开始抗议，拒绝跟这帮调查员再谈一个字。马上，劳伦斯那边感到了压力。他打电话给我，口气很急：“为了调查能尽快结束，请你忍一忍，配合一下！”

“我是个中国人，你们美国要做得太过分，我可以马上离开这个国家！我以为美国是个最自由的国度……”我又悲又愤，哑了口。

“请你忍一忍，好吗？等我们结了婚……”

我厉声打断他：“我宁可不结婚！”

劳伦斯在那边顿时沉默了。他意识到我生活中的宁静的确是被这婚约毁掉的；我的确因为他而失去了跻身于无名之众的安全和自由。我不敢肯定我的每个电话、每次外出是否处于某种监视之下。最大的讽刺在于：我是在美国懂得了“人权”这字眼，而懂得之后，又必须对这个神圣的权力一再割让。亦或许，他们的人权是有种族条件的，对一个我这样的外国人，他们以为只要有一层虚伪的礼貌就可以全无顾忌地践踏过来。

劳伦斯在电话上流露出恳求的语气：“你一定要忍耐，就算为了我，好吗？”

我答应了。我已意识到在这里做外国人是次等人种；次等人的人权，自然分量质量都不足。

转而，他兴奋地告诉我，他已收到了美国驻意大利使馆的欢迎函。我想，也许我的忍耐会给我俩带来美好结局，那么就忍吧！

六

半个月过去，那个带山东口音的调查员再次露头。他请我去他的办公室会谈，却再次迟到半小时。此调查员先生四十岁左右，个不高，有无必要都张开嘴哈哈大笑，有种乱真的山东式豪爽。当你看到他一双油滑的灰眼睛时，你知道他的心根本不会笑。

“请坐请坐，我们已经是朋友了！”他哈哈道。

我不置可否。

“怎么样啊？你和劳伦斯什么时候结婚？”

“还没计划。”我笑笑。

他装着看不见我脸上的疲惫和挣扎着压下去的反感。

又是一间不见天日的小屋。他开始问我父母的出生年月日，以及我自己在哪年哪月哪日做了哪件事。我仔细地一一答对，一个数字上的误差就会被认为成谎言。谎言不可能被精确地重复。

“这些问题，上次那位调查员已经问过四遍了！”我终于苦笑着说。

“是吗？不过我是头一次问你，不是吗？你的每件事对我都是闻所未闻！”他摇头晃脑地用着成语。

我突然意识到，上次他根本不是因病失约。他成心让那个年轻调查员先盘问我，目的是找出我两次答对中不相符的地方，那将是他们揭开我“真相”的索引。问答还算顺畅。我有什么好瞒呢——出身于文学家族的我十二岁成为军队歌舞团的舞蹈演员，二十岁成为小说家，祖祖辈辈没出现过政治人物的家族繁衍到我，政治观念已退化到了零。

“Isyourfatheramemberofcommunistparty？”（“你的父亲是共产党员吗？”）

他突然改成英语问。我明白他的用心：他想制造出无数个“冷不防”。我在母语上的设防，极可能在第二语言中失守。一瞬间犹豫，我说：“是的。”

问答又顺畅起来，如此持续了半小时，他无缘无故再次山东味十足地哈哈大笑起来，说我的合作十分理想。我心松弛下来。他一面收拾桌上的案卷，一面不经意地对我说：“有件小小的事还得劳驾你协作。”

“什么事？”

“假如我们要你做一次测谎试验，你是否会答应？”

这太意外了，我企图看透他似的睁大眼。

“绝不会费你太长时间，”他开导我，“这样可以大大加速调查进程。”

一时间我想到劳伦斯的话：“请一定再忍耐一下，就算为了我！”

我点点头。

晚上我在电话上冷静地告诉劳伦斯，我接受了做测谎试验的要求。他那边炸了：“你怎么可以接受这种无理要求？！这简直是人身侮辱！只有对犯罪嫌疑才能提这样的要求！”

“那我怎么办？！你以为我情愿？”我气恼并充满委屈。

“我要起诉他们！这已经成了迫害！……”他冲动地喊起来，“这不仅侮辱你，也是对我的侮辱！你不该答应！”

我抢白道：“我也不应该接受你的求婚，不应该来这个貌似自由的鬼国家！”我一吐为快地说。

我挂断电话，独自坐在没开灯的房间里，一种寄居异国的孤独感头一次那样真实可触地浮现出来。原来，我并没有着陆，这个国家不允许我着陆。

劳伦斯第二天突然飞抵芝加哥，他很不放心我的情绪。我告诉他，我不愿为这场婚姻给他和我的生活造成那么多麻烦；我不想任何人推测我怀有某种意图来靠近一个美国外交官；如此推测是对我尊严的侵犯，是对我人格的贬低。

“你别再跟我来往了。”我说。

“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严重，也许这只是例行的调查。”他安慰我，心里却十分没底。

劳伦斯回去后，打电话告诉我，他赴意大利的行期已定，他已向上级递了通知：在赴任前和我结婚。

“现在没事了——也许这场调查的结果是令他们满意的，否则他们早就该取消我去罗马的调令了……”他说，带着侥幸者的喜气，“他们再不会要你去做测谎试验了！”

我也感到了释然，情绪好转。电话刚撂下，门铃响，从窥视孔看出去，我又傻了：来者竟是那个矮个调查员。

“很巧，我散步时发现你几乎是我的邻居！”他笑哈哈说道。

第一个直觉便是：“几天来他监视了我和劳伦斯的行动。

我让他进门，让他以“浏览”为名侦察了我房内的一切。

“最近你忙什么哪？”我问道。

“很忙。”他答非所问。

“是不是你们必须创造一些事来让自己忙？”

他看我一眼，大概在琢磨我的出言不逊是出于坏的英文还是坏的教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