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洲寻梦（第3/6页）

瓜洲是不幸的，每当南北失和、兵戎相见，这里大抵总免不了一场血与火的劫难。《瓜洲镇志》的编年大事记中，每隔几行就透出战乱的刀剑声；瓜洲又是幸运的，有那么多温煦或惊悸的目光关注着它，上自皇室豪门，下至艄公船娘。春花秋月何时了，这里永远是帆樯云集的闹猛，官僚、文士、商贾、妓女熙来攘往，摩肩接踵。于是，一幕幕有别于锋矢交加的争夺，也在这里堂而皇之地摆开了战场。

明代万历年间，一艘从京师南下的官船在瓜洲泊岸，窗帘掀开，露出一对男女的倩影，男的叫李甲，是浙江布政使的大公子；女的是京师名妓杜媺，不过眼下已经脱籍从良，这一趟是随官人回浙江老家去的。

一个风流倜傥的贵公子携着绝色佳人衣锦还乡，古往今来，这样的情节在瓜洲既司空见惯又相当浪漫。

但接下来的情节就不太妙了。

偏偏对面船上的主儿推窗看雪，把这边的丽人看了个仔细，当下便“魂摇心荡，迎眸送目”。此人姓孙名富，是个盐商，自然也是风月场中的高手。于是一场关于女人的争夺战开始了。

这是一场“贵”与“富”的较量：一方是布政使的贵公子，布政使俗称藩司，大约相当于今天的省长，省长的儿子算得上高干子弟了吧；一方是腰缠万贯的盐商，盐商实际上是一种“半扇门”的官倒，因为他们是揣着两淮盐运使的指标和批条的，这样的款爷掼起派头来几乎无可匹敌。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占有女人的多少常常是力量强弱的标志（皇帝无疑是天下最有力量的男人），因此，瓜洲渡口的这场争夺，便带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典型性。

令人遗憾的是，大款以其咄咄逼人的气势战胜了高干子弟，杜十娘被李甲以千金之价让给了孙富。偏偏这女人又拎不清，她要追求人格的高洁和人性的自由，竟全然不知道这是一种多么不切实际的奢侈。最后终于演出了那一幕怒沉百宝箱、举身赴江涛的大悲剧。

在今天的瓜洲渡头，“沉箱亭”犹在，芳草萋萋，花木葱茏，四处繁茂静谧得令人压抑，据说这里就是杜十娘投江的地方。伫立在石碑前，我忽然觉得这个“沉箱亭”不仅不恰当，甚至透出一股冷漠的市侩气，为什么不用“沉香亭”呢？这里埋沉的难道仅仅是一箱价值万金的珠宝么？不！一个鲜活明丽的生命在这里汇入了江涛。当一个风尘女子面带轻蔑的微笑，走上船头纵身一跃时，那是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大悲哀。她的死不是为了殉情，李甲在酒席上把她让给了孙富，已经情绝义尽，她无需为他去死；更不是为了殉节，一个京师的六院名姝，十三岁就已破瓜，七年之内不知历过了多少纨绔子弟，自不会把一个“节”字看得性命交关。她的死，是源于一种深沉的绝望。江流千古，香销玉殒，留给后人的只有无尽的凭吊和俊男靓女们矫情的感慨……

在这里，我们无须对当事人进行道德层面上的评判。平心而论，李甲对杜十娘还是爱的，正因为爱，他才表现得那样优柔寡断，首鼠两端，甚至表现得相当痛苦。但道德的召唤毕竟是很微弱的，它只会激起几丝有如清晨闲梦般的惆怅，几许苦涩的温情。这是一场真正惨烈的“瓜洲之战”，在孙富那一掼千金的大款派头面前，李甲显得那样羸弱委顿。本来，像李甲这样的世家子弟，一个满身铜臭的商人是不在眼里的。但这位公子哥儿大概不会倒卖批文什么的捞钱，自然囊中羞涩。更要命的是，他那种家庭偏又讲究所谓的“帷幕之嫌”：搞女人是可以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三妻四妾尽管往里抬；睡婊子也是可以的，但只能在外面睡，不能领进家门、登堂入室。相比之下，孙富就潇洒得多了，他不仅有钱，而且用不着考虑那么多的礼法。在他看来，这只是一场买卖，以千金之价买一个绝色佳人，这公平合理，符合市场规律，用不着瞻前顾后。因此，在李甲捏捏掐掐地点数着腰包里仅剩的几两碎银子，一边想象着父亲的冷面孔时，孙富已相当气派地把一千两白花花的银子掼到了他面前。

“瓜洲之战”的结局标志着商人阶层对封建门阀一次历史性的胜利。人们看到，孙富那一干人已经咄咄逼人地走上了历史舞台，而他们手中的金钱也并非银样镴枪头的玩意。当杜十娘浓妆艳抹地走出李甲的船舱时，这无疑是商人阶层的一次庆典。尽管由于冯梦龙的酸葡萄心理作怪，最后的结局令人扫兴，但毋庸讳言，在现实生活中，杜媺的那些小姊妹们正纷纷把傍大款作为时尚，争先恐后地爬上了商人的船舷。

这就不仅仅是杜十娘个人的悲剧了。

四

瓜洲的夜晚显得有点苍老。江流无语，汽笛呜咽，传送着大江的浩茫和空寂。这是一种产生诗情和哲理，产生“逝者如斯夫”之类千古浩叹的大境界。极远的江面上有一盏桅灯，冥冥有如惺忪的睡眼，亦不知是在驶近还是远去。那么就暂时将目光移向别处，等一会儿再给它一个凝眸，才能在更远或更近的定位上坐实它的趋向。在这里，“等一会”是必要的。

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评判也大致如此吧。

杜十娘的故事发生在明代万历年间，那是一个商风大渐，市民阶层开始崭露头角的时代。因此，瓜洲渡口的这场关于女人的争夺，其结局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为了这场胜利，中国的富商大贾们几乎苦苦等待了一千多个春秋。

杜十娘钟情于李甲，并不在于他家老头子是个部省级。作为京师名妓，这些年她结识的公子王孙恐怕不会少，冠盖满京华，自不会太稀罕一个布政使的儿子。她的情感投入在于李甲是个读书人，也就是所谓的“士”。士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相当特殊的群体，从落拓潦倒的白衣秀士到金榜题名的天子门生，都堂而皇之地麇集在这面杏黄旗下。尽管大部分的士人也许永远没有发达的机会，只能以平民身份终了一生，但“满朝朱紫贵”，毕竟是以读书人为主色调的。因此，在中国传统的社会各阶层的序列中，儒服方巾的士人总是风度傲岸地走在最前列。然而，“士农工商”的阶级路线只是一种原则上的界定，一旦进入实际的社会生活，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商人虽然位居“四民”之末，但由于他们能够挣到更多的钱，从而能够活得更滋润，便往往能够僭越原则的界定而享有更高的地位，有时甚至还会向“士”的地位挑战。中国文化历来对“士农工商”序列的强调，对“重农抑商”政策的三令五申，其实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这种僭越和挑战的存在，强调和三令五申得越厉害的时候，也往往是僭越和挑战越激烈的时候。这样，到了明代万历年间的某一天，瓜洲便成了“士”与“商”决战的奥斯特里茨，而青楼女子杜十娘的人生悲剧，则为士人阶层的溃败画上了一个沉重的感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