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洲寻梦（第4/6页）
在这里，我想起了另一个青楼女子的人生悲剧。也是在江畔的船头，也是士人、商人和妓女三者间的关系，时间却上溯了差不多一千年。唐元和十一年秋天，大诗人白居易在九江湓浦口邂逅了一个弹琵琶的女子，从而产生了传颂千古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在萧索的深秋冷月下，琵琶女那充满了感伤和浪漫情调的身世倾诉令江洲司马泪湿青衫。该女子的命运之所以值得同情，就在于她原是长安妓女，年轻时曾以色艺名倾京师，占尽了风月场中的虚荣。但随着年老色衰，韶华不再，等待着她的却是“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也就是说，她的悲剧就在于最后嫁了一个商人。一般来说，嫁给商人并不算太亏，至少物质生活有相当的保证。白居易在另一首题为《盐商妇》的诗中，曾描写过商人妇的生活，那种奢华足以令人心驰神往。且看，“绿鬓富去金钗多，皓腕肥来银钏窄。”这是穿金戴银；“饱食浓妆倚柂楼，两朵红腮花欲绽。”这是锦衣玉食。再看，“前呼苍头后叱婢。”这是少奶奶的威风；“不事田农与蚕绩。”这是贵妇人的闲适。我的天！真是武装到牙齿了。在当今的女孩子看来，这样的日子简直美气死了，简直比“托福”“绿卡”“洋插队”“傍老外”之类的总和还要美气。一个女人拥有了这些，难道还不该满足吗？但一千多年前的那位琵琶女偏偏不满足，非但不满足，甚至还从每个毛孔里都渗出嫌鄙。她只是把商人妇的归宿作为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一颗终身难咽的苦果。“梦啼妆泪红阑干。”这过的什么日子？几乎是以泪洗面了。那么，也许是因为“商人重利轻别离”吧？也不尽然。试问，如果她的官人不是出去经商，而是去赶考、做官、升迁钦差大臣八府巡按，她会有这种情绪吗？恐怕不会有。
问题的症结是，在唐代中叶那个时候，商人的社会地位还相当低下（至少比士人低下得多），尽管他们很有钱。不难想象，当年琵琶女正值走红时，长安“五陵年少”中的某一位看中了她，要娶回去做小，那位茶叶商是断然不敢掼出银子来竞争的，他只能等着佳人迟暮，将就着到“人肉市场”买一个处理品。不要以为这是白居易笔下生花，有意作践商人，须知香山居士本人就是一个不小的官僚，他的观点在统治阶层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太平广记》中记载的《商丘子》的故事也很能说明问题：一个巨商之子因为在宴席上谢绝了一个士人（同时也是他的朋友，而且经常接受他的资助）的酒，当场被那士人臭骂了一顿，该巨商之子竟“羞且甚，俯而退……经数月而病卒”。这很使人想起契诃夫笔下的那个因打了个喷嚏而惊惧至死的小公务员。可见唐代士人的傲慢及商人的自卑到了什么程度。 《琵琶行》中并没有出现士人和商人的竞争情节，因为当时的士人底气还比较足，甚至可以说商人还没有取得参与竞争的资格。琵琶女之嫁给商人，是由于年老色衰，士人看不上眼。尽管如此，该女士仍旧人在曹营心在汉，虽然名分上属于商人，但情感却绝对在士人一边。在浔阳江头的那个晚上，诗人也无意充当自作多情的“第三者”，他根本不会看上一个徐娘半老的茶商外室。他的几滴感伤之泪，只是因为商人妇的身世勾起了他的“迁谪意”和不胜今昔的情怀，对于中国的士大夫来说，这是相当廉价的。
但事情似乎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到了元代马致远的杂剧《江州司马青衫湿》中，白居易和琵琶女已经正儿八经地相爱起来，而浮梁茶商刘一郎则挥起金钱的大棒在竞争中一度得手，不过最终却是诗人和妓女的联军，打败了以金钱作为后盾的商人。这个杂剧的情节相当荒唐，但在荒唐的背后却折射出明白无误的信息：商人阶层已经摆开架势，明火执仗地和士人展开了争夺。耐人寻味的是，这桩关于“谁是第三者”的纠纷居然一直闹到皇帝那儿，士人的最后胜利也是借助于皇上的“红头文件”才得到的。这种“大团圆”实在太艰辛，因而也太虚幻了，一个古典式的诗意的世界正在走向崩溃。
于是场景又回到瓜洲。李甲与孙富的交易是令人寒心的，在情场的角逐中，这是士人第一次出卖了自己的同盟者。《聊斋》的作者蒲松龄与冯梦龙相去不远，大概有感于此，在《聊斋·霍女》中，他杜撰了一则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相似的人物关系，事情也发生在瓜洲，前面的情节大致差不多，最后是妓女设计把商人捉弄了一顿，让他人财两空。这种幻想的喜剧色彩几近滑稽，士人不仅渴望从商人那儿夺过女人，而且渴望从他们那儿夺过金钱。但幻想的升级似乎只能透露出相反的世情，即在现实生活中，士人已变得越来越疲软无力，他们从商人那儿既得不到女人，又得不到金钱，而且还不得不像《儒林外史》里的沈大年那样，把女儿送上门去给商人作小老婆。瓜洲渡口涛声依旧，但中世纪士人阶层的浪漫情场已难以寻觅，当大款们搂着千娇百媚的“三陪”女郎嬉笑调情时，附近船上的士人只能悄悄地放下窗帘，用一杯浊酒伴着自己孤独的无眠。
情场上是争不过人家了，那就埋头写自己的文章吧。刘大櫆是桐城派的散文大家，才气和影响自然是不用说的，向他约稿的想必也不会少。但刘文也并非满目光华，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为商人写的传记就不敢恭维。这玩意有点类似于当今风行的“企业家报告文学”，无非阿谀奉承，歌功颂德，没有多大意思，有点骨气的文人一般是不屑于此的，但润笔却相当可观。大量为盐商大贾们所写的传记碑文，夹杂在沉博宏丽的“纯文学”佳作之间，并存于一代散文大家的文集中，显得十分不和谐，今天读来，仍令人不胜唏嘘。
差不多就在刘大櫆乐此不疲地撰写“企业家报告文学”的同时，中国文学史上的超级巨星曹雪芹恓恓惶惶地路过瓜洲前往金陵：“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冬，曹雪芹路过瓜洲，大雪封江，留住瓜洲江口沈家。”这是《瓜洲镇志·大事记》中的一段记载。
瓜洲有幸，风雪多情，稍稍牵羁了这位巨星的脚步。但其时的曹君实在算不上器宇轩昂，落魄潦倒的生活已消磨了他的峥嵘意气，关于曹雪芹这次南游的目的，红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有的认为是寻觅“秦淮旧梦”，为进一步修改《红楼梦》补充材料；有的则认为是寻访当年织造府里的“旧人”，因为在这以前，雪芹的原配夫人在西山病逝了。事实上，这次在南京，曹雪芹确实找到了一位叫芳卿的曹府丫环，如今正沦落在秦淮市井之间，她后来成了曹君的续弦夫人。我却比较倾向于这么一种说法，即曹的江南之行，是为《红楼梦》的出版寻求经济上的赞助。其时，《红楼梦》经“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已基本定稿。这部呕心沥血的宏篇巨著，无疑称得上是这位文学天才的生命的工程。如果说著书是心灵的宣泄和才情的挥洒，那么出版便完全是一种经济运作。出版需要钱，一个“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穷文人自然拿不出这笔钱，他圈子里的那些朋友也爱莫能助，于是他来到了江南。这位傲骨嶙峋，一向信守“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的西山高士，如今书成之后，却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收敛起清高和自尊，到两江总督尹继善门下当幕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