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第4/7页）

在司各特存放汽车的车库里，我惊奇地发现那辆雷诺小汽车没有顶篷。顶篷在汽车在马赛卸下时损坏了，或者在马赛多少损坏了，姗尔达便吩咐把顶篷截掉，不愿意换上新的。他的妻子厌恶汽车顶篷，司各特曾告诉我，这样他们就没有顶篷一直把车子开到了里昂，在那里他们被大雨所阻。除此以外，汽车状况良好，司各特为洗车、加润滑油等方面以及加两公升汽油所需的费用讨价还价后付了钱。汽车库工人向我解释说这汽车该换上新的活塞环，并且显然是在没有足够的油和水的情况下行驶过。他指给我看车子是怎样发热并烧掉了发动机的涂漆的。他说要是我能说服先生到了巴黎换一个新的活塞环，这辆漂亮的小汽车就能按设计要求发挥效能了。

“先生不让我装上顶篷。”

“是吗？”

“一个人对一辆车该负责啊。”

“是该这样。”

“你们两位先生都没有带雨衣吗？”

“没有，”我说。“我不知道这车没有顶篷。”

“想办法让那位先生认真考虑一下吧，”他恳求地说。“至少要认真考虑这辆车子。”

“好，”我说。

我们在里昂以北大约一小时路程的地方为大雨所阻。

那一天，我们因遇雨而不得不停车可能有十次之多。大都是短暂的阵雨，也有几次历时较长。如果我们有雨衣的话，在这春雨中驾车该是够惬意的。结果，我们寻找树荫躲雨或者在路边停车进咖啡馆。我们从里昂那家旅馆带来的冷餐非常出色：一只绝妙的块菌烤鸡、可口的面包和马空白葡萄酒，我们每次停车躲雨喝马空白葡萄酒时，司各特显得非常快活。到了马空，我又买了四瓶上好的葡萄酒，我们想喝时我就旋开瓶塞。

我不能肯定司各特以前是否就着瓶子喝过酒，这使他很兴奋，仿佛他是在访问贫民区，或者像一个姑娘第一次去游泳却没有穿泳装那样。但是到了晌午，他就开始担心起自己的健康来了。他告诉我最近有两个人死于肺部充血的事。这两个人都死在意大利，使他为之深深感动。

我告诉他肺部充血是肺炎的旧名称，他对我说我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而且绝对地错了。肺部充血是欧洲特有的一种疾病，即使我读过我父亲的那些医书，也不可能对此有任何了解，因为那些书中论述的疾病纯然是在美国才有的。我说我的父亲也曾在欧洲念过书。但是司各特解释说，肺部充血只是最近几年才在欧洲出现，我的父亲不可能对此有任何了解。他还解释说疾病在美国因地而异，如果我的父亲在纽约而不是在中西部行医，他就会熟悉一整套完全不同的疾病。他用了一整套这个词儿。

我说关于某些疾病在美国的一部分地区流行而在别的地区没有出现，他说得很有道理，我并且举出麻风病发病率的数字在新奥尔良较高，而当时在芝加哥则较低为例加以证明。但是我还说医生之间有一种互相交流学识和信息的制度，他既然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我倒想起曾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读到过一篇论述欧洲肺部充血症的权威论文，把该病的历史追溯到希波克拉底〔11〕的时代。这一来使他安静了一会儿，我便劝他再喝一杯马空葡萄酒，因为一种上好的白葡萄酒，尽管相当浓烈，酒精含量却很低，几乎是一种防治疾病的特效药。

我这样讲了，司各特稍为欢快起来，可是不多一会儿又不行了，问我在我刚才告诉他的欧洲型真正的肺部充血症的征兆发烧和神志昏迷突然出现之前，我们能否赶到一个大城市。我当时正把一篇从法国医学杂志上读到的论述这种疾病的文章的内容翻译给他听，我告诉他那是我在纳伊利的那家美国医院等候做喉部烧灼手术时读到的。烧灼手术这个词对司各特起了一种抚慰的作用。但是他想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能赶到城里。我说如果我们兼程前进，我们将在二十五分钟到一个小时内到达。

司各特接着问我是否害怕死去，我说有时更怕些，别的时候又不那么怕。

这时雨真的下得大起来了，我们便在下一个村子的咖啡馆里躲雨。我记不清那天下午所有的详细情况了，但是等我们终于住进一家旅馆，那准是在索恩河上的夏龙，时间已经太晚，药房都关门了。我们一到旅馆，司各特就脱了衣服上了床。他说他不在乎因肺部充血而死去了。问题只在于由谁来照看姗尔达和小司各蒂。我不很清楚我能怎样照看他们，因为我如今在照看我的妻子哈德莉和我幼小的儿子邦比已经够吃苦受累了，但是我说我会尽力而为，司各特便向我表示感谢。我一定得当心别让姗尔达喝酒，并且让司各蒂有一位英国女家庭教师。

我们已经把淋湿的衣服送去烤干，身上都穿着睡衣。外面还在下雨，但是在房间里，电灯亮着，使人感到愉快。司各特躺在床上，养精蓄锐准备跟他的疾病作斗争。我曾把过他的脉，七十二跳，也摸过他的额角，额角是凉的。我听了他的胸部，要他作深呼吸，他的胸部听起来完全正常。

“听着，司各特，”我说。“你的身体完全没问题。如果你想做一件最好的事来避免感冒，那就在床上待着，我会给你和我各叫一杯柠檬水和一杯威士忌，你用你的饮料服一片阿司匹林，就会感到很舒服，连你脑袋瓜里都不会着凉。”

“这些是老婆子们的治疗法啊，”司各特说。

“你没有一点热度。真见鬼，没有热度怎么会肺部充血呢？”

“你别诅咒我，”司各特说。“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热度？”

“你的脉搏正常，而且摸上去没有一点发烧的感觉。”

“摸上去，”司各特抱怨地说。“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朋友，给我弄一支体温表来。”

“我身上穿着睡衣呢。”

“找人去弄一支来。”

我打铃叫茶房。他没有来，我再次打铃，接着径自顺着走廊去找他。司各特正闭目躺着，慢慢地、小心地呼吸着，加上他那蜡黄的脸色和俊美的相貌，看上去活像是个死去的十字军小骑士。我这时开始厌倦起文学生涯来了，如果说我现在过的就是文学生涯的话，而且我早已不惦记着写作了，每当一天过去，你生命中又浪费了一天，我总感到死一般的寂寞。我对司各特，对这出愚蠢的喜剧感到十分厌倦，但是我找到了茶房，便给他钱要他去买一支体温表和一瓶阿司匹林，还要了两杯生榨柠檬汁和两杯双份威士忌。我原想要一瓶威士忌，但他们只论杯卖。

回到房间，只见司各特仍旧躺着，好像躺在墓石上似的，像给自己立的一座纪念碑上的雕像，双目紧闭，带着一种可为人模范的尊严呼吸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