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第3/4页）

去查究费德里戈在公共教育上的投资有什么好结果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按照通常的办法，一两句话就能说明清楚，那就是要么取得不可思议的成就，要么一事无成。但是如果一定要在某种程度上去研究清楚，去解释清楚到底产生了什么效果，那这必然也是一件困难重重、毫无利益并且花费时间的事。与其去做这样的探究和思考，还不如让我们想想谋划这一事业的该是多么慷慨、多么有见地、多么乐善好施、多么执着地致力于人类发展的一个人啊。他的计划规模如此之庞大，并且当时社会的愚昧无知、懒惰性情以及对所有好学之人的蔑视行为使这项工作更难开展下去。然而，他不顾“这事有那么重要吗”“除了这事还有别的事可以做啊”“这简直就是异想天开”“这事也确实有不足之处”之类的诘问，依然实践了自己的计划。毫无疑问的是，这些议论之多，肯定超过了他为这项事业所花费的金钱数目——十万零五千斯库多，绝大部分是他个人财产。

把这样的人称为仁慈、慷慨的好人，也许他根本就无须为了援助贫困者花费如此大量的金钱。而且，也有很多人认为，我们所描述的这位大慈善家在公共教育上所花费的金钱是对社会最好的、最有利的救济。但是费德里戈认为，这样的救济实际上是他自己主要的职责，他对此事的做法与他做其他事一样，都言行一致。他用毕生的精力从事慈善事业。关于我们已经有所提及的那次饥荒，不久后我们也许还会描述一些详细特征，从中可以知道他对于从事这些事是多么的慷慨大方。他的传记作者记录了很多有关他的美德的显著事例，在此我们将引用其中的一个。当他听说某个贵族采用各种诡计强迫自己那想要下嫁别人的女儿去当修女的时候，他便叫人请来那位父亲。交谈过后得知父亲这样强迫女儿的真正动机是因为缺少能够让女儿风光出嫁的四千斯库多，费德里戈立刻拿出四千斯库多赠给他，让他作为女儿出嫁的嫁妆。也许有人认为这种慷慨的行为太过分了，是对一个愚蠢、的性格反复无常的贵族的一种俯就，说这四千斯库多还可以更好地用在别的事情上。对此我们无法作答，只是虔诚地希望能够常常看到更多的这种不受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每个年代都有自身的统治思想）所禁锢的优良美德。同时，这种美德也区别于当时的潮流趋势。而在这一事件当中，这种美德驱使一个人捐赠出四千斯库多，却使一个年轻的姑娘免遭去当修女的痛苦。

费德里戈无限的慈爱不仅体现在他对贫困人民的救济中，而且还表现在他的整体行为中。他很容易和所有人交往，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苦人民，他总是以热情关爱的态度对待他们。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他们几乎不敢想象自己能受此待遇。因此，他也不得不同主张“不要过分”态度的绅士们进行斗争。这些绅士们想让费德里戈先生在所有事上都要有个限度，不能超出他们所规定的范围。有一次，费德里戈先生到一个荒凉多山的乡村，教导一些穷苦的孩子们。在教导与询问的过程中，他对他们都爱护有加。但是这时便有人提醒他对待这些孩子的时候要小心谨慎，因为他们都很肮脏并且令人厌恶，仿佛这个人还在幻想费德里戈根本没有足够的识别能力来发现这些，或者不够聪明去找到巧妙地拐弯的主意。这就是在一定的时间、环境的条件下，那些身居高位者的不幸。很少有人指出他们的不足，但又不乏竭力赞美他们优点的人。但是，善良的主教愤怒地说：“他们就是我的孩子，也许以后再也见不到我了，难道我都不能拥抱他们一下吗？”

然而，他很少将愤怒表现出来，他温和镇定的绅士风范受到大家的敬佩，这都归因于他内心愉悦的性情。然而，实际上，这都是他努力克制自己轻狂易怒的性格的结果。如果他表情严肃或是动作粗暴，那都是因为下属贪婪或做事粗心大意，或者是犯了违背他们崇高精神的行为。对于那些能够影响自己的利益或世俗荣耀的东西，他都没有流露出丝毫的高兴或遗憾、渴望或焦虑的情绪。如果他心中不存在这些情感，那是令人敬佩的；倘若心中存在这些情感，但他却能表现得无动于衷，那是更加令人肃然起敬的。他多次帮助红衣主教教会，但他从未想过去争取那令人向往的高尚的职位。有一次，当一个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同行代表他本人以及自己的门派（很难听的词，但当时人们是这样称呼的）为他投票时，费德里戈以自己的方式拒绝了这一建议，使他立刻放弃了这一想法并把票投给了别人。这样的谦恭及对权势的厌恶同样表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他谨慎谦虚、孜孜不倦地管理和调整着每一件事，并认为这样做是自己的职责；他总是避免介入他人之事，甚至当别人提出请求时，他也想方设法予以礼貌回绝。大家都知道，和费德里戈先生一样的热情好善之人，其做事之谨慎和自我节制的力度远不及费德里戈先生。

如果我们允许自己去收集他性格上比较显著的特点，那一定会发现他的性格是由相互对立的各种优点复杂交错地结合而成的，但是这些对立方面却又很难结合在一起。然而，我们却不能忽略他卓越人生中的另外一个优秀特点：他整日忙碌于领导、宗教仪式、教育、演说、巡视教区、旅行、处理纠纷等各种各样的活动，但他依然能够找到时间钻研学问，并且像一个文学教授一样将自己奉献给这个领域。事实上，在他同时代的人当中，他享有很高的荣誉，也附有很多的称号，其中之一便是饱学之士。

然而，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他始终坚定自己的信念，恒久不变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如今看来，每个人都会觉得这些观点与其说是缺少依据，毋宁说是奇特的，这也是我要对那些非常希望认定这些观点是否正确的人讲的。有人打算在这方面为他辩护，援引一般公认的解释，说那些更多的是时代的谬误，而不是个人的失误。说实话，如果这些解释是探究事实而取得的结果，那么它可能具有重大意义，但如果就像平常那样赤裸裸地进行辩护，那就毫无意义可言。而且，我们并不想以简单的方式解决复杂的问题，就暂且停笔于此，简单地提一下就够了。对于这样一个从总体上来说如此令人钦佩之人，我们也不愿意说他的每个特征都是如此，以免让人误以为我们是在为他写悼词。

这样做并不是对读者不尊敬，假设有些读者提出疑问：这位博学多识的人是否留下什么永恒的著作？那么我会回答他确实留下了一些著作。他总共留下了大约一百部作品，包括拉丁语、意大利语的书卷和手稿，有关伦理、历史、古代宗教和世俗史、文学、艺术和其他方面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