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在前线（第3/57页）

这时路卡什中尉挤进了听话的人群。他满脸煞白，什么话也说不出，只叫了一声：“帅克！”

帅克敬礼说：“启禀长官，他们把责任推给了我，说我拉停了火车。国家铁路局在紧急制动闸上有很特别的标识，任何人也不能真正靠近，否则就可能出事故，他们就可能罚他二十克朗。现在他们就要罚我二十克朗了！”

乘警长已经走出圈子，发出信号，火车继续行驶。

看热闹的人回到车厢各自的地点。路卡什中尉没有再说一个字，也回去坐下了。

只剩下了乘警、帅克和那铁路工人。乘警取出笔记本，把整个事件写成了报告。那铁路工人轻蔑地望着帅克。帅克平静地问道：“你在铁路上的时间很长了吧？”

铁路工人没有回答，于是帅克宣布他认识布拉格附近一个乌仁内热武斯人，叫穆立阔·法兰提喜克。有一回他也是拉响了报警闸，吓得要死，半个月失去了说话能力，直到他去看一个住在霍斯提伏的花匠时才好过来的。他在那里跟人打起架来，有人抽他，连鞭子都抽断了，他却好了。“那是1912年的事，”帅克补充道。

铁路工人打开厕所，进去闩上了门。

乘警跟着帅克，要收他二十克朗。强调说他如果不交，到了塔波尔他只好带他去见那儿的站长。

“好的，”帅克说。“我一向喜欢跟受过教育的人谈话。见到塔波尔那位站长我一定会很开心的。”

帅克从制服口袋里取出烟斗点燃，吐出军用烟叶刺鼻的烟雾，说了下去：“几年前，思维塔瓦的站长是瓦格纳先生。他对部下是个魔鬼，只要有可能他就给他们难堪。受他欺负最厉害的是扳道工容伟特。最后那痛苦的人绝望了，跳到河里淹死了。但他在死前给站长写了一封信，说他做了冤鬼，晚上也要来找他。跟你说千真万确的话，他果然来找他了。晚上那善良的站长坐到车站电报机前，听见电报铃响，就收到这样的电文：“你好，你个老王八蛋。容伟特。”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周，然后站长向所有的火车站都发出公文电报，对冤鬼做出了回答：“原谅我，容伟特。”到了晚上，收报器敲出了下面的回答：“到桥边信号灯上吊死去。容伟特。”车站站长服从了。从那以后他们把思维塔瓦前一站的报务员关了起来。你看，天地之间的事真要比我们在哲学里所能梦想到的还多呢。”

火车进了塔波尔车站，帅克要跟乘警一起离开火车了，他按规矩去向路卡什中尉报告：“启禀长官，他们要带我去见站长了。”

路卡什中尉没有回答，他已经万事不关心，大彻大悟了。最好是什么事都他妈的别管，帅克的事别管，对面那秃顶少将的事别管。最好是坐着不动，到布杰约维策就下车，就去军营报到，就跟个步兵连上前线，到了前线必要时就可以让自己给杀死，离开这个痛苦的世界，这个有可怕的帅克这种野兽晃来晃去的世界。

火车启动时，路卡什中尉从车窗望出去，看见帅克站在月台上跟站长聚精会神地进行着严肃的谈话。一群人围着他，其中有几套铁路制服。

路卡什中尉叹了口气。不是同情的气，而是因为帅克留在了月台上而感到的如释重负的气。唉，就连那秃顶的少将对他也似乎不再是讨厌的魔鬼了。

火车哮喘着往车思克-布杰约维策方向走掉后许久，月台上围着帅克的人数却不见减少。

帅克谈到他的清白，很成功地说服了听众。一位女士叫了起来：“又是一个可怜的士兵受到虐待的例子。”

人群接受了她的这个判断。一位先生对站长宣布：帅克那二十克朗由他来付。他被说服了，那事不是这个兵干的。

“看看他那样子就知道，”他从帅克那天真异常的表情得出了结论，说。帅克转身对着人群，宣布说：“乡亲们，我是清白的。”

这时宪兵中士出现了，从人群里拉出了一个市民带走，说：“你对这事要负责任的；你煽动群众，我要教训你。如果你像这样煽动士兵，人们就就难以对士兵们寄予希望，奥地利就难以取胜。”

那倒霉的市民没有办法，只好肯定自己确实是老城门的屠户头，并没有这种意图。

这时深信帅克无辜的那位好先生到办公室代他付了那二十克朗，又带他去了一家三等餐厅，请他喝了一杯啤酒。那人发现他的全部证件和铁路凭证还在路卡什中尉手上，又大大方方地给了帅克十克朗，作为票款和其他费用。

临走之前他对帅克机密地说：“没事，好当兵的，你要是在俄罗斯前线成了俘虏，就按我说的办，向兹多布诺夫的酿造商泽曼问好。我的名字你写下了，是吧？要保持头脑清醒，注意别在前线呆得太久。”

“这你就不必担心了，”帅克说。“免费到外国看看总是挺好玩的。”

帅克继续坐在桌边，在他把那大方的恩人赠送的十克朗不声不响喝掉时，月台上的人在谈论着一个间谍刚被抓走的事。说是那间谍在拍摄车站的照片（其实帅克跟站长谈话时那群人并不在场，只是远远望见）。但是一位太太又出来驳斥，宣称那人并不是间谍。她听说是一个骑兵在女厕所边打了一个军官，因为那骑兵的女朋友来跟他告别，那军官跟着那女的到了女厕所。

这些冒险的猜测典型地反映了战争时期的草木皆兵情绪，可那些刚冒芽的猜测却被来月台清场的宪兵掐断了。帅克继续一声不响地喝着酒，温情地怀念着他的中尉。若是中尉到了车思克-布杰约维策在火车里到处找不到他的勤务兵，他怎么办呢？

客车到达之前，三等餐厅里挤满了军人和老百姓，主要是不同团队和编制的士兵。他们是被战争的旋风刮到塔波尔的几家医院里来的，民族成分极其复杂。现在正要回到前线去重新遭受伤害、摧残和痛苦，而作为报偿将为自己的坟墓赚来一个简单的十字架。多年以后在东加里西亚凄凉的平原上将会有一顶褪色的帽子在凄风苦雨里飘动，上面缀着生了锈的帝国帽徽。一只吃尸体的可怜的老乌鸦偶尔还会栖息在帽子上，怀念当年肥美的盛宴。那时在它面前摆开的常常是无边无际的餐桌，躺满人的尸体和马的骸骨，而它此刻站着的这顶帽子下当年就有最美味的珍馐：人的眼睛。

一位承受这种痛苦的候选人在帅克身边坐下了。他穿着一身满是血迹和灰尘的肮脏制服，是刚从一家医院做完手术出来的。他干瘪、精瘦、可怜，把一个小小的背包放到桌上，取出一个褴褛的钱袋，数了数自己的钱，望了望帅克，问他：“Magyarul？”〔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