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原序（第3/4页）

二、改写第五十三、五十四回。崇祯本第五十三、五十四两回，与词话本大异小同。词话本第五十三回“吴月娘承欢求子息，李瓶儿酬愿保官哥”，把月娘求子息和瓶儿保官哥两事联系起来，围绕西门庆“子嗣”这一中心展开情节，中间穿插潘金莲与陈经济行婬、应伯爵为李三、黄四借银。崇祯本第五十三回“潘金莲惊散幽欢，吴月娘拜求子息”，把潘金莲与陈敬济行婬描写加浓，并标为回目，把李瓶儿酬愿保官哥的情节作了大幅度删减。改写者可能认为西门庆不信鬼神，所以把灼龟、刘婆子收惊、钱痰火拜佛、西门庆谢土地、陈经济送纸马等文字都删去了。崇祯本第五十四回把词话本刘太监庄上河边郊园会诸友，改为内相陆地花园会诸友，把瓶儿胃虚血少之病，改为下淋不止之病。瓶儿死于血山崩，改写者可能认为血少之症与结局不相符而改。上述两回，尽管文字差异较大，内容亦有增有减，但基本情节并没有改变，仍可以看出崇祯本是据万历词话本改写而成，并非另有一种底本。

值得注意的是，词话本第五十三、五十四两回与前后文脉络贯通，风格也较一致，而崇祯本这两回却描写粗疏，与前后文风格亦不太一致。例如让应伯爵当西门庆面说：“只大爹他是有名的潘驴邓小闲不少一件”，让陈敬济偷情时扯断潘金莲裤带，都显然不符合人物性格，手法拙劣。

三、崇祯诸本均避崇祯皇帝朱由检讳，词话本不避。如词话本第十七回“则虏患何由而至哉！”、“皆由京之不职也”，崇祯本改“由”为“繇”；第九十五回“巡检司”、“吴巡检”，崇祯本改“检”为“简”。此一现象亦说明崇祯本刊刻在后，并系据词话本而改。

四、崇祯本在版刻上保留了词话本的残存因素。北大本第九卷题作“新刻绣像批点金瓶梅词话卷之七”，这是崇祯本据词话本改写的直接证明。此外，词话本误刻之字，崇祯本亦往往相沿而误。如词话本第五十七回：“我前日因往西京”，“西京”为“东京”之误刻，崇祯本相沿；词话本第三十九回：“老爹有甚钓语分付”，“钓”为“钧”之误刻，北大本、内阁本亦相沿。上述残存因素，可以看作是崇祯本与其母体《新刻金瓶梅词话》之间的脐带。

五、其他相异之处：崇祯本删去词话本第八十四回吴月娘为宋江所救一段文字；崇祯本改动词话本中部分情节；崇祯本删去词话本中大量词曲；崇祯本删减或改动了词话本中的方言语词；崇祯本改换了词话本的回首诗词；崇祯本比词话本回目对仗工整；等等。

大量版本资料说明，崇祯本是以万历词话本为底本进行改写的，词话本刊印在前，崇祯本刊印在后。崇祯本与词话本是母子关系，而不是兄弟关系。

崇祯本刊印前，也经过一段传抄时间。谢肇淛就提到二十卷抄本问题。他在《金瓶梅跋》中说：“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这篇跋，一般认为写于万历四十四年至四十六年（一六一六──一六一八）。这时谢肇淛看到的是不全的抄本，于袁宏道得其十三，于丘诸城得其十五。看到不全抄本，又云“为卷二十”，说明谢已见到回次目录。二十卷本目录是分卷次排列的。这种抄本是崇祯本的前身。设计刊刻十卷词话本与筹划改写二十卷本，大约是同步进行的。可能在刊印词话本之时即进行改写，在词话本刊印之后，以刊印的词话本为底本完成改写本定稿工作，于崇祯初年刊印《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绣像评改本的改写比我们原来想象的时间要早些。但是，崇祯本稿本也不会早过十卷本的定型本。蒲安迪教授认为，崇祯本的成书时间应“提前到小说最早流传的朦胧岁月中，也许甚至追溯到小说的写作年代”（《论崇祯本金瓶梅的评注》），显然是不妥当的。从崇祯本的种种特征来看，它不可能与其母本词话本同时，更不可能早于母本而出生。

三、崇祯本评语在小说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

崇祯本评语是古代小说批评的一宗珍贵遗产。评点者在长篇小说由英雄传奇向世情小说蜕变的转折时期，冲破传统观念，在李贽、袁宏道的“童心”、“性灵”、“真趣”、“自然”的审美新意识启示下，对《金瓶梅》艺术成就进行了开拓性的评析。评点者开始注重写实，注重人物性格心理的品鉴，在冯梦龙、金圣叹、李渔、张竹坡、脂砚斋之前，达到了古代小说批评的新高度。其主要价值有如下几点：

（一）肯定《金瓶梅》是一部世情书，而非婬书。评点者认为书中所写人事天理，全为“世情所有”，“如天造地设”。评点者第一次把《金瓶梅》与《史记》相提并论，认为《金瓶梅》“从太史公笔法来”，“纯是史迁之妙”。评点者批判了婬书论，他说：“读此书而以为婬者、秽者，无目者也。”明末《金瓶梅》评论有三派观点。第一，从进步文艺思潮出发，对《金瓶梅》的产生表示惊喜、赞赏，以欣欣子、袁宏道、谢肇淛为代表。第二，接受进步思潮影响，又受传统观念束缚，对此书持又肯定又否定态度，认为此书是婬书、秽书，所以要刊印，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以东吴弄珠客为代表。第三，固守传统观念，持全盘否定看法，认为此书婬秽，坏人心术，决当焚之，以董思白为代表。崇祯本评点者鲜明地批评了第二、第三两种观点。

（二）分析了《金瓶梅》中众多人物的复杂性格。鲁迅曾指出，《红楼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突破了我国小说人物塑造中“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传统格局。其实，最早突破这一格局的应该是《金瓶梅》。《金瓶梅》已经摆脱了传统小说那种简单化的平面描写，开始展现真实的人所具有的复杂矛盾的性格。对于这一点，崇祯本评点者注意到了。他在评析潘金莲时，既指出她的“出语狠辣”，“俏心毒口”，惯于“听篱察壁”、“爱小便宜”等弱点，也赞美她的“慧心巧舌”、“韵趣动人”等“可爱”之处。评析李瓶儿时，既说她“愚”、“浅”，也指出她“醇厚”、“情深”。即使是西门庆，评点者亦认为作者并非把他写得绝对的恶，指出“西门庆临财往往有廉耻、有良心”，资助朋友时“脱手相赠，全无吝色”。尤其可贵的是，评点者冲破了封建传统道德的束缚，对潘金莲这样一个“婬妇”，处处流露出赞美和同情。在潘金莲被杀后，评点者道：“读至此，不敢生悲，不忍称快，然而心实恻恻难言哉！”这是对一个复杂形象的充满矛盾的审美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