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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里真闷。他打开一扇窗子，远处大街上喧嚣的声浪扑面而来。他长长地呼了口气，像是要把胸中的郁闷一下全吐出去，看看表，七点了。他没心情再谈下去，低声问了一句：

“您不回家？”

凌队长一动不动，好半天才答非所问地说：

“最近，见着葛建元了吗？”

“没见着，怎么啦？”

“没什么，我是说，那件事你是做得对的，怪我不好，委屈你了。”

他万没想到凌队长会在这个时候如此郑重地向他表示歉意。进刑警队一年多了，他从来没见过凌队长向谁这么认真地道过歉，这一瞬间，他甚至后悔当初那么尖锐强硬地顶撞队长，如今人家冲他一低头，你反要觉着欠了什么情分了。人哪，也许都这样儿。一夕之间，一念之间，可以干戈玉帛。

他把头低下来，又摇了摇，“这事也怪我，可能当初没把审马有利的详细情况跟您说清楚。”

“不，不怪你，”凌队长却用一种复杂得难以捉摸的眼光看着他，说了一句他意想不到的话：“我一直是清楚的，我只是，太性急了。”

啊——？徐五四的瞳孔都吃惊得放大了，葛建元构不成窝赃罪，难道凌队长一直是清楚的？他为什么？一个老公安人员，为什么要这样！这仅仅是性急的问题吗？五四身上冒汗了。

凌队长还是那个不动声色的面孔，默默站起来，打开保险柜，取出一卷材料来。

“要不是天天忙骆进财这个案子，我早想把这些材料给你看看了。”

卷宗皮里的材料厚厚的，没有装订。

“这就是葛建元从1979年开始，三次涉嫌犯罪的材料。三次，都是证据不全，不了了之了。”

凌队长一字一顿地说着，仿佛这几句话有许多分量似的。徐五四的声音也不由得放沉重了。

“您上次说的房修公司的盗窃案……”

“那是最近的一次。房修公司俱乐部的二十英寸彩色电视机被窃。彩电是美国货，一个华侨送的，国内没有进口这种彩电。案发后的第三天，有两个房修公司的工人偶然到葛建元家串门，无意中发现那台彩电就在他的床底下藏着，型号、新旧，一点不错，回去向保卫干部汇报了。可保卫干部没有找我们就冒冒失失地向葛建元追问这件事，葛建元当然不会承认，说那彩电是他一个朋友卖给他的，这个朋友，就是马有利！”

“噢！”徐五四禁不住叫出声来。

“那个机会很可惜，如果保卫干部及时向我们报案，我们及时采取措施的话，很可能在葛建元家里人赃俱获。可是保卫干部到第二天才找到马有利核对情况，一切都晚了，葛建元有充分时间同马有利串供，所以马有利一口承认电视机是他以一千元的价格卖给葛建元的。”

“这不是美国货吗？应该问马有利是从哪儿搞来的！”

“这还不好编，在东单信托商店旁边的胡同里，从一个陌生人手上买的。”

“那么电视机呢？叫葛建元拿出来让人认认。”

“还是在东单信托商店的胡同里，葛建元又把它卖给另一个陌生人了。”

“这简直是哄孩子！”

“对了，他们撒谎并不高明，可对法律来讲，就是再蠢的谎言，也要靠证据来推翻它，证据呢？没有。”

“盗窃现场没有勘查吗？”

“俱乐部的大门平时是不锁的，谁都能进去，葛建元作为房修公司的职工，有正当进出的理由，所以，现场没有勘查的价值。”

徐五四目瞪口呆地听着。

“还有，大前年有人在葛建元的衣服兜里找烟抽，却翻出了一个吓人一跳的存折来，多少？一万！他一个普通三级工，哪儿发的横财？我们查了一段，没有线索；想去银行查实，人家有为客户保密的规定，没有确凿证据不给查；仅凭一个人的揭发检举，我们又不能采取任何动作；而且你也知道，咱们人力有限，在一个案子上耗不起太长的时间，结果最后也放弃了。”

这些话要是放在以前，徐五四也许会说：“没有证据嘛，本来就该放弃，没证据就别动人家的心思。”可他现在不但说不出这话来，自己心里甚至也猛烈地跳了一下——那天，他不是也在葛建元家里看见过一个可疑的玉兽吗？后来被葛建元匆匆忙忙藏起来了，难道就没有可能是件来历不明的古董？太可能了！但你就是把一千个可能性加起来，也不等于一个肯定性啊！

凌队长站起来，认真地收起那卷材料。就着窗外黄昏薄暮的余光，徐五四依然看得见他的头发就要白了，不，已经白了。他把材料送进保险柜，锁上，站在那儿长长地出了口气，仿佛有赶不尽的疲倦，又突然挥了一下手，动作却是那么干脆利索，声音也蓦地有了力量：“葛建元肯定有问题，绝不会有错的，只不过没抓住他的尾巴就是了。当然，现在还没法认定他有罪，可我们国家的法律也并不实行‘无罪推定’的原则，没有抓住尾巴，不等于没有尾巴。而且这种人，我是看透了，不给他点苦头就指望他改恶从善，做梦去吧！‘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知道这个典故吗？”顿了一下，似乎并不等着五四回答什么，又说：“摩托车这件事出来以后，我本来想趁机会把他收进来算了，总比漂在社会上害人强，我是太性急了，不应当这么做，也没想到你会这么坚持。你来队里一年了吧，没发现你还有这么种一丝不苟的素质，好，我喜欢这样的。唉，我也是仗着对葛建元心里有底，才破例搞点歪门邪道的手段。后来想想，不行，要是开了风气，别人也学着样儿做，岂不乱套吗。这事幸亏你硬顶着没搞成，不然我非后悔不可。”

徐五四直想掉眼泪，他觉得自己真浑，仿佛再也亮不起那理直气壮的嗓门儿了，嗫嚅着说：“我只是，只是怕搞错了案子，队长，我从进公安学校那天起，就发誓要当一个好警察，一个称职的、问心无愧的好警察……”他看见凌队长的脸一下子变得慈祥起来，还有那从未有过的亲切的目光……他不知道该如何说下去了。

“三十五年前，我第一次跨进北京市公安局大门的时候，才十六岁。十六岁，多好的年纪！我也是发过誓的，要为新的政权，为解放了的人们，为咱们的北京城，当个好警察。三十五年过去了，对这个初衷，我自信是身体力行的。这些年，我亲眼看着你们这些年轻人一茬一茬地补充进来，有不少人干得比我们这些老家伙好。可有时我也觉得，咱们这些穿‘官儿服’的，怎么样才算尽职了，怎么样才称得上一个好警察？局里这一茬一茬的人，各自都有各自的看法、标准。你们也许认为，能一辈子不冤枉无辜，不搞错案子，就可以问心无愧了。可我们这帮老一点的，心事就更多一些。特别是现在，我们总觉得自己没能好好地尽职，总忍不住要去怀念六四、六五那几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升平盛世。我们是从那时候过来的，不像你们，一进来就赶上十年内乱，没有我们这种怀念和幻想。你看前些年，开大会做报告一张嘴就是那句套话，叫做社会治安有所好转，但恶性案件仍有发生，但实际情况怎么样，咱们在基层工作的人最清楚嘛，那时候，社会治安越来越坏，恶性案件有增无已！在这么个现实下，还一味坚持少捕少拘，不敢提‘乱世用重典’，一提，有人就扣帽子，说你否定大治天下。有什么办法？全在那儿自己骗自己呢！老百姓那几年是怎么说我们的？说我们笨蛋、熊包、废物点心。人们上街出门走黑道，连点安全感都没有。大家恨小偷流氓猖狂，也恨我们这些公安人员没用。我这次去沈阳，沈阳市局的同志说，当时有人把沈阳出的那六个劫机犯、二王流窜杀人犯和咱们公安局并列起来了，叫六英二虎一熊，我干公安三十五年了，三十五年！干到这个份上，真是无颜见江东父老了。这三十五年，我可以说基本上没搞错过案子，没冤枉过好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们这些老公安就卷铺盖了，所以也没有欠账。可我仍然觉得我们没有尽职，一个工作上从来不出错，可对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也一点不着急不痛心的警察，是好警察吗？至少在我这儿，我不承认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