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相（第5/15页）

屋里的光线已经开始慢慢转暗了，还没有来得及开灯，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坐着就觉得对方开始面目模糊了。她巴不得他不要开灯，她喜欢黄昏时的光线，暮色给她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荒芜、空旷，但是安全。她在这暮色中可以顺流而下，自得其乐。

他任性地把菜夹在她碗里，说：“你吃你吃。”她心里暗暗笑着，知道他在惩罚她，惩罚她居然先把晚饭吃过了才来。这点小任性使他今晚看起来出奇地柔软和可怜，她想，这么多年里他一个人过，确实连个可以任性的机会都没有。上了讲台他是教授，下了讲台他还是教授，他只能被高高地祭起来，没有人会给他一丝一毫可以任性的机会，他连想都不用想。现在，他在她面前突然幻化成了一个满脸皱纹戴着花镜的老小孩，这种感觉让她对他有些怜悯，还有些淡淡的厌恶。

为了补偿他，她还陪他喝了两杯酒。吕梁山上不长别的水果，只有耐旱的红枣和沙棘，秋天的时候家家户户会用吃不完的红枣酿春烧酒，酒色血红，枣香扑鼻。过年的时候，女人就着瓜子稍微一喝就能喝下一两斤春烧酒去，像喝水一样。两杯酒下去，外面那层最生最硬的壳慢慢被撬开了，两个人便都有了些信马由缰的舒泰和吃饱喝足后的昏昏欲睡。屋里仍然没有开灯，他们任凭它暗下去，暗下去，任凭它掉到最深不见底、最不见人烟的地方去，就只剩下他们两个才好。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先是小心地试探着对方，像两只伸出触角接头的蜗牛。渐渐地，渐渐地，两只孤独的蜗牛借助着酒精的力量都缓缓地从壳里爬出来了。

他问她：“你们吕梁山上最好的吃食是什么？”他好像在没话找话。

她说：“油糕。”

小时候，就是在梦里她也经常会梦到油糕。在吕梁山上，逢年过节最好的吃食就是油糕。吕梁山上的男人有一句民歌是专门唱给女人听的，“油炸糕，板鸡鸡，世上两样好东西”。可见山里人对食、色的渴望。还有民歌说“死了好，死了好，又吃馍馍又吃糕”。村里如果有老人去世，除了孝子半真半假的悲痛外，其他人都是丧而不哀的，挤来奔丧其实都是等着吃油糕的。他们一个个袖着手眼巴巴地等着油糕出锅，在死过人的主家面前毫不掩饰盼望吃糕的眼神和心情。山里还有专门的糕匠，婚丧嫁娶时都要被请去领军担纲，在村里地位很高。其实糕匠来做活儿并没有经济报酬，只有事后主家赠送的十个油糕，但在山里这已经是很体面的待遇了。糕面蒸熟后，糕匠赤膊上阵，双手举起熟糕面用力摔在糕案上，这叫摔糕，糕面不摔不好吃。摔糕时响声巨大，方圆十里都听得清清楚楚，幸亏糕案都是用枣木做的，厚有三寸，长约人高，看起来颇像棺材板。完事之后，糕匠带着自己的十个糕，背上棺材板一样的糕案离开，再落脚下一家。

听到这里，他哈哈笑了起来，好像心甘情愿地让自己朝着一个小孩子的方向滑去。她看着他的笑有些微微的安慰，同时又有些无法遏制的厌恶。廖秋良让她吃菜，他自己又倒了一杯酒，向空中举了一下，喝干了。

她说：“廖老师，您为什么每次喝酒的时候都要向空中举一下杯？”

廖秋良笑着说：“自从退休后，每天除了看看书写写东西，唯一的娱乐也就是黄昏时自己和自己喝两杯小酒。可我总觉得一个人喝酒不如两个知音对酌，所以喝酒的时候我就总是假想着我对面正坐着一个人，正陪着我喝酒。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真是老了，独自喝酒的时候我会坐在这里把过去的事情随便拎出一件来，在脑子里温习一遍，像放电影一样再放一遍，有时想着想着我会独自笑起来，还会自言自语。我经常坐在这里自己给自己放电影，一个人看的电影。”

于国琴有些心酸了，她忽然抬起头看着他问：“廖老师，你一个人这么多年就不孤单吗？”

廖秋良看着旁边的那张沙发，说：“我妻子已经去世十几年了，可是我至今仍然会看到她经常坐在这张沙发上，就像她活着时一样。”

于国琴也向那张沙发看了一眼。空的。她一阵不寒而栗。

廖秋良慢慢抽了一口烟，说：“孩子，孤独是人最本质上的常态，无法改变的。我女儿不到二十岁就离开我出国了，现在她已经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老师了。她临出国的时候我就告诉她，你要早些离开我，不然如果有一天我突然离开你了，你在这个世界上会更孤独。不过，宇宙间一切有形的东西反而可能是最虚空的，佛家不是说吗，‘照见五蕴皆空’。而那些最虚的东西也许就是世界的本质。所以，孩子，在这个世界上不要过分惧怕孤独。”

于国琴静静缩在一团阴影里不动，两个人都静静坐着，半天没动。

下次再到廖秋良家里的时候，于国琴不敢提前吃饭了，她知道廖秋良肯定在等她，更重要的是，她已经知道，他需要她和他一起吃饭。这次，在两个人吃饭时，廖秋良像个慈祥的长者一样又问她：“孩子，你家里人都还好吗？”

于国琴沉默了半天，神情有些古怪，片刻之后她像下定了什么决心似的抬头看着他，说：“拉偏套您知道吗？这是大山里多么古老的一种营生。为什么叫拉偏套呢？就像一匹马，虽然架着主辕，但也可以拉上偏套，其实就是兼职的意思。

“在吕梁山的大山深处，很多女人就是靠做这个养家糊口的。大山里的女人只要结过婚，就一人戴一顶蓝色的帽子，把头发包起来，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头发脏得快，可以少洗几次，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标志，标志着这个女人可以拉偏套了，这样其他男人才能找上门来，就像妓院门口挂出的红灯笼做招牌用。如果家里有个女人在拉偏套，那男人就是什么都不做，一家人也基本活得了。男人只管每天白天袖着两只手往路边一戳，扯着祖宗八代以上的闲话，数着来来往往的汽车，一见到有汽车过来，就拼命把自己家的鸡和狗往车轮下赶，逼着家畜去碰瓷。如果有汽车碾死一只鸡或一只狗，就可以讹车主几百块钱，算是有了两个月的花销。男人晚上就给自己的女人拉皮条，帮自己的女人拉拉客。来光顾的客人有本村的，有外村的，还有从县里特意跑来体验野味的，还有深山里的那些煤矿里的工人领了工钱就定期过来解决一下生活所需，泄泄火。就是本村来的男人也分光棍儿和有老婆的，别说是光棍儿，就是有老婆的也是正大光明地来再正大光明地去。自己家里睡在炕上的老婆是绝不会管自己男人一个字的，她们根本不把这当回事，你爱和谁睡就和谁睡去。男人们自然也不会怕老婆，还会数落自己的老婆，有本事你也拉偏套去，看看人家一年下来能拉多少，看看人家多能耐。所以在山里人心目中，拉偏套绝不是件见不得人的事情，相反，能拉得了偏套的女人地位很高，就像家里的主劳力一样，自己的男人、公婆也得敬着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