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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洗澡问题成为新闻媒体最关注的社会问题，专家和学者们在电视上无限痛苦和愤怒地指出：提高外来人口素质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民工们看不到报纸但看得到电视，他们说，我们不想要素质，我们只想一个洗澡的地方……

民工过年

车票船票和各种各样与民工回家相关的费用都大幅度上涨了,这并没有难住民工们渴望回家过年的心情，尽管民工们都很爱惜得来不易的钱，但他们更爱一年难得的一次与亲人的聚会。

年纪小的，口里鼻里早就充满了母亲炮制的老腊肉的香气，还有米坛里装着的那些在秋天梦境里一次又一次出现过的红枣。尽管枣已干了，但那甜味却可以由眼入胃直暖于心的。

年纪稍大点的后生，夜里莫名地就多起梦来，对于他们来说，温暖而充满阳光的梦历来是奢侈品，像包工头的笑脸那样不多见。在这些七彩斑斓的梦中，他们的小莉小芳翠花大菊们正冲着他们羞怯地笑呢！这样的梦使后生们回家的路程变得漫长而亲切，车厢里散发着各种异味的拥挤也不再让他们烦躁不安。

结了婚的大男人们心中想得更多的是家中的床，在外面打工，盖的是铁板样充满汗味和灰土味的被子，既不贴身更不贴心。而家中的被子却不同，虽然也是补了疤的，但洗得很干净，枕头里秋天新摘的芦花散发着阳光的味道让人不喝酒都感觉到晕乎乎的。

老男人们也许是因为老了的缘故，想老伴手中的酒壶多过想她本人。而他们想得更多的也许是儿孙们：老大在南方打工，今年不会像去年那样被人昧了工钱？老二去年在工地砸伤了脚，今年该是完完整整地回家？他们都能带够孙儿们的学费回来吗？还有，孙儿孙女们捧出来的写着各式各样密密麻麻搞不懂的文字的本本上红钩钩会不会越来越多？

火车装着这些欢乐的和不欢乐的问题日夜兼程地飞奔着。当车窗外小贩们的叫卖声已不再难懂的时候，他们知道：家，近了！

不知是家因为年而亲切还是年因为家而快乐。回到家的民工们已不再是民工了。他们不再穿着包工头们从二手市场买回来的旧工作服，那些让汗水和水泥灰浆得如同铠甲一样的衣服让他们感觉低人一等。回家了，自然要穿家里的衣服，虽然样式老土些，但暖和干净。年轻后生们，则把在城里想穿但不敢穿的各式城里人穿的衣服从包裹里抖了出来，用水盅装上开水熨平，蹦跳着走乡串户，一脸扬扬得意的气息。但他们脸上在阳光下劳作所留下的印记却让他们常常在不经意中发出一声叹息。

中年夫妻们一回家就关门脱裤子，将男人裤裆里藏着的一沓金贵的大小钞票取出来。女人这时也会从坛子里取出一个本，然后将落满灰的算盘摆上炕头，三下五除二地将这一年来男人出外打工家里欠下的种子钱化肥钱娃娃的学费等等一一扣去。如果剩下的还比较多，男人就会得意地冲着妻子一脸坏坏地笑。如果所剩得不多，男人就低头不语，抓着酒瓶喝得一屋子酒气，往往在这个时候，女人会在他喝醉之前轻叹一声悄悄躲得很远。

半大后生们想念的小莉小芳翠花大菊们也在他们的期盼中闪亮回家了。妹子们比哥哥们混得好，有的坐豪华空调车有的坐飞机。她们有的还是带着一个胖胖的中年人打的回来的。她们一个个穿戴得鲜亮无比，把破旧的村子和小后生们的心情都显得暗淡起来。

之后，便是无休止的聚餐。亲戚和朋友以及民工本人们似乎都觉得应该犒劳一下亏待了一年的胃。他们的幸福感，大多都建立在胃的充实感之上。酒虽不好，但醉人绰绰有余。烟虽不贵，但管够是没问题的。一处处农家小院蜡梅树下摆开酒席，在外打工的人们通常被视为有见识的人而破格与叔伯辈们坐在上座，口若悬河地聊起那座他们为之付出血和汗的城市。不知是酒精的作用还是别的原因，那座曾经让他们感觉暗淡和悲切的城市，竟有那么多令他们兴奋和骄傲的东西。连那些用冷眼看他们的城里人和专抓他们的破自行车的执勤老太太都变得亲切而新鲜。

鞭炮照例要放，小麻将还是要打打的。但打着打着，小后生们莫名地就开始往远方眺望了。他们开始觉得家乡人迹渺渺的青石板让他们有些不习惯。他们发现家乡慢镜头一样走动着的乡亲们让他们有些恐慌。他们发现多年不变的家乡的山水和小街已经有很多东西让他们有些不适应了。他们开始相约：走吧！我们该回去了！

他们像在大城市里想念家乡那样想念大城市了……

民工回家

在报社组织的一场“帮助民工讨工钱”活动中，民工陈二狗终于拿到被拖欠了三年的工钱。三年前，他和一个老头被人请去守一座烂尾楼，说好250元一个月但一直没兑现，他和那老头就这样被套住了，靠捡垃圾和向那几个住在烂尾楼里的外来人收点米和菜苦苦地撑了下来。在希望和失望轮番折磨中过了漫长的三年。

当他从报社记者手中接过那沓厚厚的人民币时，竟突然有一种中了大彩的兴奋，尽管他知道那笔钱本来就应该属于他。

在向报社领导们鞠躬并对摄像机和照相机说了无数声感谢之后，他决定回家。他已经三年没回家了，趁着车票还没涨价，他决定回家看看。

因为讨工钱惹恼了建筑方的领导，烂尾楼明年开春显然是守不成了。这就决定着陈二狗必须将他这个破烂的家收拾掉。他先把必须带走的收音机、衣服和那床虽然已经漆黑但曾经是他家最好的一床棉被包裹起来，扎成一个大包。余下的锅碗瓢盆之类的东西，想卖给那几个捡破烂的，又开不了口；但送给他们呢，他又确实舍不得。因为这些东西如果放在他那个三年没有见的穷家里，绝对是一件又一件的好家什。他想了半天，决定下下力把包裹再裹紧些，把这几件家什挤了进去。

第二天，陈二狗裤裆里夹着7000多元钱，腰上挂个铁锅，背上背着山一样的大包裹，带着14个馒头晃晃悠悠地上路了。天下着小雪，每走一步，腰上的锅都会“当”的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

在训斥和责骂声中，他坐公交车来到火车站广场。今年，和他一样想早早回家的人似乎很多，他扛着大包很渺茫地排在队列的最后。五个小时后，他终于拿到写着家乡名字的一张小小车票。其间，他吃了2个馒头，拒绝了十几个票贩子，还忙里偷闲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一个胖老太太拿着罚单要罚他5元钱，吓得他几乎哭了，老太太看他可怜，居然饶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