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第十章（第4/4页）

在劳动中上了轨道，这就如同演员进入了角色，诗人来了激情，他的一切举动，已经不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是完全献给了伟大的工作，服从于工作的需求。而里希提现在进入的这个“轨道”，是远比演戏或者做诗更伟大更根本也更开阔的一个事业，这个事业就叫做生产，叫做劳动。真正的劳动者从来都是忘我的。按照生产劳动的客观规律的要求，里希提的四肢有节奏地却又是活跃地运动着。他现在只有一个心，一个愿望，一定要调节好自己的动作，不吝惜一分力气，也决不浪费一丝力气，用最准确有力的操作，跟上乌甫尔，更多更快更好地割下苜蓿，出汗了吗？多么痛快，多么舒服！汗从额头流到眉毛上，从眉毛上拐到眼角，咸咸的汗水杀得眼角生痛，顾不上去擦。脸上的汗水流到了脖子里，头上的汗水也从耳后往脖子里流，而脊背的汗水已经流到了腰身上……

一个跟在他们后面的年轻的社员，抬头看了并排前进的他俩一眼，自言自语地赞叹道：“真漂亮！”

漂亮，什么叫做漂亮呢？他们根本不会想到自己的姿势漂亮与否。他们忠诚地、满腔热忱而又一丝不苟地劳动着；他们同时又是有经验、熟练的、有技巧的。所以，他们干得当真漂亮。也许，真正令人惊叹的恰恰在这里吧！忠诚的、热情的和熟练的劳动，也总是最优美的；而懒散、敷衍或者虚张声势的、拙笨的工作总是看起来丑恶可厌。美的范畴有时会和道德的、科学的范畴不可分割，而单纯地去追求美，就可能是得不到美。割苜蓿是这样，干别的又何尝不是如此！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真正的忘我的劳动，忘记了时间。割过的开阔地迅速地扩大着，似乎没有用多大会儿，这块地就割完了，底下的任务是将刚割倒的苜蓿晾晒几日，晒干后把一扑一扑的苜蓿攒成大堆，捆在一起。乌甫尔直起腰来看了里希提一眼。里希提也正笑着看着他。

“休息！”乌甫尔喊了一声。

“别把您累坏了！”乌甫尔不好意思地小声说。他大概刚刚想起，不该让里希提摽着自己干这么长时间的活，本来他早就该叫歇了。

“不要紧，我还棒着呢！”里希提伸出了自己瘦瘦的胳膊。胳膊不伸还好，一伸，乌甫尔看了心酸，也更后悔自己太不照顾人了。他低下了头。

两个人一同向地边走去，坐在渠埂上，漫无目的地抓着青草。里希提说：“嗯，谈谈情况吧，队长。”

“啧！”

乌甫尔用舌头打了一个响（用舌头啧地打一个响，是伊犁人表示否定之意）。

“啧什么？”里希提瞪了乌甫尔一眼。

“我……不是队长。”乌甫尔苦笑着。

“这是什么话？”里希提严肃地问。

乌甫尔没有言语。他挽起裤脚，寻找爬到腿上去的蚂蚁。

里希提又追问了一次，乌甫尔长叹一声，说：“有多少办法呢？人们不信任我，上边也不相信我，甚至怀疑我不是中国人。我怎么当队长呢？”

“你说什么？”里希提好像被蜇了一下，倏地蹲了起来，一只手抓住了乌甫尔的膝盖。

“您难道没听说？”乌甫尔悲哀地问。

“魔鬼才听到过这种废话！”里希提骂了起来。

“不是废话……我出了事了。”乌甫尔摇摇头。

“你出了什么事？我怎么不知道？我只听说，你撂了挑子……”

“我……唉！”乌甫尔又叹了口气，“谁让我娶了莱依拉！”

“莱依拉？这和莱依拉有什么关系？”

“您真的全不知道？”乌甫尔犹豫着，终于决定把全部情况告诉这个老领导、老朋友。他说，“上月二十一号，那个红脸鬼来到了我的房子……”

“哪个红脸鬼？”

“还有谁？木拉托夫呗。他到我家里的时候，我在地里干活，我老婆按照维吾尔人的礼节接待了他，铺上了餐单，端出了糖茶。他拿出了一封信，说是莱依拉的生身父亲写来的。”

“生身父亲？”里希提更感到离奇了。

“是的，说是生身父亲，从苏联鞑靼自治共和国的首府喀山写来的。信是写给苏侨协会，要求他们转给我老婆的。信上全是一派胡言……”乌甫尔把话咽了回去。一起割苜蓿的那个青年社员凑了过来，他提醒道：“乌甫尔哥，锄玉米的社员，已经收工了……”

乌甫尔抬头看了看，果然，太阳已经到了头上，已经有人在陆续地回家。他把手一挥：

“咱们先把苜蓿捆上好吗？”

小说人语：

截至现在为止，唯一读到的对于钐镰割草的描写见于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又，这是唯一的一种劳动，其动作略似挥杆打高尔夫球。我国只有在新疆，农民是使用钐镰这种工具的，壮哉新疆！

而到了崭新的世纪，农业机械化的迅猛发展，使得这威武雄强的钐镰也成为稀罕物了。人们会忘记钐镰与砍土镘吗？像忘记人民公社、四清运动、反修防修……

小说人参加过一次以“误读”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将修正主义误读为“毬灯儿”主义，实在是一绝。北京土话中的“灯儿”与河南话的“毬”含义相同。它表达了反修批修的鲜明态度，它不求甚解，带有取笑的解构性质，它表现了大大的良民品格，它放松了斗争的弦。小说人在他的其他作品里写过维吾尔农民将“斗批改”读成“多普卡”的故事。如果世上绝无令人喷饭的误读，历史将会变得沉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