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第四十三章（第4/5页）

何顺说：“你的意见是对的，我们的组长有点别扭。他整天在琢磨什么，谁知道？整天板着脸，脸板成这样就算是抓了阶级斗争了？不一定，这不像是阶级斗争，倒像人人都欠了他二十块钱……他是来要账的吗？这样搞下去，简直成问题……我看，我们和玛依娜尔商量商量，一起认真地找组长说一次吧。”

伊力哈穆一夜没睡好，他把米琪儿婉送走以后，想了想，横下了一条心，倒觉得心里踏实一些，趁着社教干部忙于搬家的时候，他不管章洋的“暂停”的命令，召集了尽可能多的劳力去了水渠工地。当人们问起这件怪事的时候，他憨厚地一笑：“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这是他对社员的各式各样的疑问的唯一的，也是最真实的答复。

那么，让我们探讨一下，章洋是怎样做出的搬到尼牙孜家的决定的。

人们都知道真理的力量。殊不知，谬误也有它的力量，有它独特的魅力。真理之所以为真理，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如实地反映了客观世界，还对象以本来的面目。而谬误呢，却摆脱了客观实体的羁绊，像摆脱了被牢牢地牵在地面上的线绳的风筝，在一个短时间内，这样的风筝当然能比牵在地上的风筝飞得更高更远。海市蜃楼的奇观比地上的任何城市都更迷人，不结果实的谎花儿往往比打籽的花朵更艳丽，承认一加一等于二的人很可能是庸夫俗子，力图论证一加一等于三的人倒很像是奇才巨擘。特别是对于那些一知半解、浅薄疏狂、华而不实、投机取巧的人来说，朴质无华的真理是太平淡了，太呆板了，而谬误呢，却可以花样翻新，吓你一个大跟头，随心所欲，发现，制定，发挥，变化，奥妙无穷，闻于耳则耳欲聋，视于目则目晕眩。尤其是，当这种谬论染上“左”的油彩，圈上“革命”的光环以后，它的认识上的虚幻的魅力又加上政治上的实用有效的魅力，尤其是它挟带着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它变得更加吸引人、震唬人了。

所以，章洋这样的人，听到上面印发的“经验”中某些比“左”更“左”的提法，确实是兴奋震颤，如醉如痴。本来出自他的偏见：他对于农村、农民，压根儿都是轻视的。对于农村的基层干部，压根儿就是格格不入的。但是，章洋也曾数次下乡劳动、工作，口头上也曾多次大讲贫下中农的优秀品质，并且浮皮潦草地检查过自己那种对农村农民轻视和格格不入的心理，检查的当时也并非虚伪。但是，某些“经验”给他的那些心理插上了堂皇的旗号，一拍即合，他的头脑里马上出现了我国农村的一幅阴森暗淡的图画。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农村的状况被想象成与国民党、地主阶级统治的旧中国的农村差不多，甚至是更坏。把搞社教时了解情况，发动群众说得比土改时还难，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把农村干部说成是地头蛇、座山雕，“熊瞎子打立正一手遮天”，不就是这样的意思吗？把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说成有那么多人反对破坏，似乎旧的反革命分子不但没有被消灭被改造，而且一下又增加了那么多“新生反革命”，不就是这个意思吗？章洋完全接受了这些思想，而且，他充满了骄傲和自信，认为别人右倾而他确实是坚定的、跟得上趟的革命的“左”派。

章洋就是在这样一种气氛、这样一种思想状况下面来到伊犁这个公社的爱国大队和第七生产队的。当时全国正处于新的革命的高潮中。城市在搞“五反”。文艺界，卫生界在搞整风。一些认定不好的电影正在批判。在革命的高潮中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革命的高潮在唤起章洋的政治热情的同时也引发了他的逐风赶浪心理。他戴着有色眼镜，从第一天就觉得处处蹊跷。伊力哈穆追着他汇报情况，他认为这是四不清干部企图左右他的视听。伊力哈穆感情上对他们很亲切，生活上很照顾，他认为这是四不清干部的糖衣炮弹。伊力哈穆对队里的工作抓得很紧，依旧敢于负责，他认为这是四不清干部抓住权不肯松手。他常常听到社员对伊力哈穆的称道，他认为这是四不清干部严密控制的征兆。伊力哈穆的举止镇静乐观，他认为这是四不清的干部不肯低头，向他挑战。尹中信、基利利、别修尔不同意他的做法，他认为这说明了他们右倾，换句话说，说明了他章洋的难能可贵、出类拔萃的正确性。他决心自行其是，做出成绩，大显身手，给那些右倾的人看看。

至于尼牙孜对于他之所以珍贵，不仅因为尼牙孜是唯一一个对他提出了对伊力哈穆的控告的社员；不仅因为尼牙孜是一个他正在寻找的、为他所需要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形象。而且更重要的是，越有人保护伊力哈穆，伊力哈穆越是精神奕奕、不撂挑子不浑身筛糠，他就越想给伊力哈穆的追随者热合曼等人一个致命的打击。他搬到尼牙孜家还是皮牙孜家倒是第二位的问题。打击伊力哈穆和他的跟随者，这才是要务。当他宣布自己的决定后，伊力哈穆、热依穆以至何顺、萨坎特等人的吃惊、当他搬家的时候阿卜都热合曼的恼怒与伊塔汗的挂念，都使他感到一种特殊的满足。

他是这样的快乐，以至在搬到尼牙孜家的当天晚上，他破例没有召开碰头会，没有找人谈话，也没有吸着一支又一支的纸烟思考问题。他忽然“偷闲学少年”，跑到公社俱乐部打了一晚上乒乓球，他屡屡跳起来起板抽杀，大喊大叫，尽管球不过网或者出界，他仍是兴高采烈。只是已经很晚了。他回到尼牙孜家，库瓦汗惊慌地告诉他尼牙孜下午进城采购一点副食品一直没有回来，这使他立刻疑虑、不安、慌乱起来。

“要出事了！”他想。

小说人语：

这篇小说很注意它的时间与空间坐标下的“政治正确”性，它注意歌颂毛主席与宣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它注意符合在“文革”中吹上天的“文艺新纪元”种种律条。但写来写去它批判的是极左，是把反农村干部的贪腐阶级斗争化的态势。当然，它找着了一个理由，找着了一个说辞，找着了一个手柄：是毛主席批判了“桃园经验”，还说什么那经验是“形左实右”。形“左”是真相，毕竟有这么一次批“左”了，这就成为小说人创作中免于沉没在声嘶力竭的阶级斗争海啸中的一根稻草。实右是戏法帽子，别以为真的允许批左，更不能透露自己已经识破了天机。

恰恰是从“社教：二十三条”中，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命题。正是“社教”运动，还没有来得及收尾，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进入了更加强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