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老胡同1号（第3/5页）

422沐家。沐绍良曾是商务印书馆的老编辑，长年病弱，加上“文革”受冲击，于一九六九年去世。家有两龙两凤，两凤来自第一次婚姻，早就远走高飞。遗孀方建民年轻得多，温和内敛，独自把两个儿子养大。长子沐定一跟我同岁，后考进八中。弟弟沐定胜（小京）排行最小，写得一手好书法，曾获全国书法大奖，凭这本事从工厂调进现代文学馆。他与我一度情同手足，甚至帮《今天》刻过蜡版。

六

一个男孩进入青春期，往往要有人点拨，相当于精神向导或心理治疗，最好是一位成熟女性。

我们管434室的庞邦本叫大哥。他一九五一年参军，在部队搞美术，转业后上大学，在中学当美术老师。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他在北京公安局专为“右派”画家设置的工作室绘制交通图标。“文革”期间被发配到河北邢台汽车修配厂，他设计的重型卡车外形，跟如今科幻电影的外星人战车差不多。

大嫂孙玉范是日本“战争遗孤”，生在大连，一九四五年父母撤离时遗弃了她，由中国人收养。那时她仅三十多岁，肤色黑，大眼睛，小鼻子小嘴。大哥的摄影技术一流，为大嫂拍的肖像照比得上电影明星：头戴红色方格头巾，背靠白杨树，带有浓郁的俄罗斯情调。

434室是楼里最大的户型，两室一厅，大嫂长年生病卧床，独占小客厅，厚厚的窗帘隔开喧嚣的世界。她特别善于倾听，三言两语点出问题的要害，让人心悦诚服。

一九七○年初冬一个晴朗的下午，大嫂和我们一帮少男少女出游。从三不老胡同1号出发，欢声笑语，拥上14路公共汽车。我们来到中山公园，在枯黄的草地上围成圈打排球，大嫂身穿高领黑毛衣，像教练进行场外指导。天色暗下来，我们步行到新桥饭店西餐厅吃晚饭。那是她给我留下的唯一的户外形象。

我和康成、一凡形影不离，被大嫂称为“三剑客”。见大嫂并非易事，先得看庞伯伯脸色，等他下干校了，还得忍受钱阿姨唠叨，她也终于回扬州老家了，大哥平时在邢台，每月回来休假一两次。

在内蒙古插队的庞家小妹冬闲回到北京。她原是师大女附中高二生，比我们大一岁，带来一个个聪明漂亮的姐姐。宋姐姐是职业女高音，让“三剑客”为之倾倒，引来一场感情风波。待尘埃落定，创伤难以愈合，于是轮流排队找大嫂单独密谈，她为我们这些迷途的羔羊指点迷津。

从居委会传出风言风语，说大嫂“拉拢腐蚀年轻人”，我们不得不暂避风头。其实大嫂像个女政委，全都是正面教育，她鼓励我积极向上，对社会有所贡献；她认为我的诗太悲观太阴郁，应歌颂祖国歌颂工农兵。不知怎的，这话出自她之口，就不太让人厌烦。她嗓音有点儿沙哑，轻声细语，有某种催眠功效。

我婚后与大嫂来往少了，回家看父母，时不时到她那儿坐坐。她玲珑的小嘴出现细密的皱纹，那是时间的雕刻。

一九九七年夏天，我在加州戴维斯收到大哥的亲笔信，他告诉我大嫂因心肺病去世，临终前几个月只读我的诗集，一直放在枕边。

七

要想标明三不老胡同1号在北京社会版图中的位置，就得从“大院”与“胡同”说起。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一般说来，“大院”是居庙堂之高的外来户，“胡同”是处江湖之远的原住民；“大院”代表权力，“胡同”贯穿历史。

当然问题没那么简单，真正的高官宁可在胡同深居简出。比如，我们大院的住户就多是中下层干部，而民主党派的大佬们则跟着执政党隐身胡同，相濡以沫，即使削官革职，照样好吃好喝，可谓“最后的贵族”。

“大院”分三六九等，往往与国家机器的零部件有关。虽说民主党派在个别历史时期地位有所提升，但基本属于残次品，故三不老1号的人贵有自知之明。这种等级意识体现在发声学上，特别在“文革”期间，人家自报家门时中气十足：“中直的！”“计委的！”“海军大院的！”轮到我们，就像含着个大枣似的含混不清：“三不老的——”

那时候市内楼少，三不老胡同1号在当地是标志性建筑，方圆三五里抬头可见。我在弘善寺小学读书，同学多来自底层。到同学家去玩，家长问及住处，同学抢先回答：“人家三不老大楼的。”家长多半翻白眼打量我——对国家机器的零部件及残次品，平民百姓并无鉴别力。

胡同构筑的迷宫、雨后的水坑、初夏槐花的香味和昏暗的街灯，让我这个在楼里长大的孩子心向往之。与楼房的刻板结构相比，那儿有一种平民的野性与自由。夏天，公用水龙头旁，半裸的男女插科打诨，孩子追逐嬉戏。沿墙角拐进小院，房屋歪斜，角落堆满碎砖破瓦。那有另一种生活：祖孙三代挤在一起，骂骂咧咧，可粗粝的外表下是深深的依恋；还有左邻右舍那份真心的关切……从胡同深处回望，我竟会对大楼产生隐隐的敌意。这无疑和青春期的反抗有关：大楼代表着父权和秩序。

大院的孩子深入胡同是要冒风险的，弄不好会遭辱骂甚至暴打，除非你有几个真正的胡同朋友。

关铁林是我小学同学，一度与我来往甚密。他家住在附近一条死胡同中的小院里，大楼遮蔽了其中的阳光。他母亲因病早逝；父亲是救火队员，三班倒，很少在家。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家那个旧铜脸盆，坑坑疤疤，好像传家宝。下了课，他点火生炉子，把烧好的热水倒进铜盆，用手指试试水温，慢慢把双手浸泡进去，惬意地闭上眼。

有一次我跟他吹牛，说我父亲的字写得多么棒。他吃惊地看着我。关于他父亲呢？他沉默了。至少在现实层次，写字与救火是不对等的——在大火中爬高等于玩命。他不能再失去父亲了。

另一个胡同朋友的名字我忘了。他是我小学同班同学，家住后海河沿。他父亲是街头小贩，摆摊卖糖果针线兼营小型赌博业。那是个分格木盒，糊上窗户纸，交两分钱用手指捅进小格，输赢几率各占百分之五十，奖品是糖果玻璃球之类小玩意儿。我每次志在必得，道理也简单：他儿子把秘密事先透露给我。

八

“文革”爆发那年我十七岁。我就读的北京四中处于风暴的中心。那正是我数理化告急的关坎——期末考试在即。学校突然宣布全面停课，我跟着欢呼雀跃，为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失败，也为了自己跨越数理化障碍的胜利。“文化大革命”于我，最初是一场狂欢节。每天醒来，我都感到不踏实，担心毛主席改主意，直到他老人家最终下定决心，永远关上学校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