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老胡同1号（第4/5页）

造反运动出现分化：出身好的同学成为主力军，我们被排除在外。赋闲在家，难免有些郁闷，我转而帮弟弟妹妹写大字报，批判老师引导的“白专道路”，但远不够刺激，在这史无前例的大风大浪中，老师只不过是小鱼小虾而已。

我成了孩子王，跟楼里几个比我小的男孩子分析局势，我们找到一条大鱼——8号楼的陈咸池。据说他曾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干过，解放后被关了几年，属于典型的“历史反革命”。

我领着五六个男孩儿冲到他家。敲开门，先宣读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没动一指头，陈咸池自己就倒下了，手举选民证，表示他也是人民的一员。

不由分说，我们连推带搡，把他押到4号楼门前，让他坐在凳子上。我回家取来理发推子，在伙伴们的簇拥下，按下他的头。一触到那油腻腻的头发，我竟有点儿晕眩，迟疑片刻，终于定下神儿，沿着他脑门正中纵向在乱发中开出道深沟。那推子不怎么好使，反复好几次，沟底才露出青色头皮。这就是当时流行的“阴阳头”。我发现，不是推子不好使，而是我右手出了问题——颤抖不已，我不得不放下推子，用左手攥住右手，装成没事儿人似的，继续指挥。

陈咸池低着头，扯平褪色的中山装，掸掉头发茬儿，从最初的慌乱中平静下来，看清这不过是一帮毛孩子的恶作剧。他的轻视激怒了我们，当场召开了小型批斗会，只有几个过路人和小孩看热闹。陈咸池并没坐“喷汽式”，低头弯腰，一问三不知，我们高呼口号：“打倒陈咸池！”“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我们先把他关进锅炉房，又怕他搞破坏，于是转移到8号楼地下室。我们轮流看守，三班倒，除了按时送饭，还得陪他上厕所，既怕他逃跑，又怕他自杀。两天过去了，我们累得人仰马翻，哈欠连天，看来除了释放别无他途。

我们把他从地下室带出来，他好像被关了很久，脸色苍白，眯着眼睛抬头看太阳。我先宣读毛主席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然后严厉警告，不许他乱说乱动，必须定期报到。

以后半路遇上他，我就跟见了鬼似的，尽量绕道走。

多年后，我读到英国作家戈尔丁的《蝇王》：那大胆设想，对我们来说却曾是无情的现实。

九

狂欢节很快转成血腥的悲剧：我们楼最高行政长官葛志成的夫人华锦，八中党支部书记，被关在学校，因忍受不了拷打和侮辱，八月二十二日凌晨自缢。紧接着，一凡的家被北航红卫兵抄了，他父亲被遣送回四川原籍。

三不老胡同1号几乎成了北京抄家的首选目标，整天鸡犬不宁。3号楼的赵君迈，这位辽沈战役被俘的国民党长春市市长，每天早上在院里舞剑，飘飘然，好像在练习升天。那天红卫兵抄家，他试图反抗，差点儿被当场打死。看来他做好了升天的准备。

各楼门口贴出告示，宣称全体居民都是反革命，订于某日某时全部抄家，无一幸免；同时勒令事先交出“四旧”，否则格杀勿论。于是我们先自行抄家，把涉嫌“四旧”的书籍物品送到居委会，包括一副象牙麻将，多年后父亲提起来还心疼。大限到了，扬言抄家的红卫兵却无影无踪，虚惊一场。

一个夏日晚上，轮到我们家在传达室值夜班。看大门的伍大爷被扫地出门——据说是逃亡富农，被遣返回乡。他黧黑瘦高、秃头、背微驼，身着白粗布褂黑缅裆裤，如同收进布袋里的弓。他一口河北口音，嗓门特大，后来几个看门的即使用扩音器，都无法相比。

就在那天深夜，一个住2号楼的少女向我哭诉。天一亮，她和家人就要被押上火车，永远不准再回北京。在红卫兵的通令下，近十万北京居民被遣返回原籍。在昏暗的灯光下，她嘤嘤哭泣，晶莹的泪水沿面颊滚滚而下。

血雨腥风的夏天过去了。

“文革”给民主党派带来实践民主的机会。民进中央连同司机勤杂总共二十来号人，按民主的游戏规则分成两拨。父亲忙着写大字报，打笔仗，乐此不疲。他刷标语时从梯子上掉下来，摔断了右手，住进积水潭医院，医生护士也忙着打派仗，手腕骨好歹接上了，却是歪的。

在“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主旋律中，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变奏：收集纪念章、打鸡血、甩手疗法、养热带鱼……平安里丁字路口有个毛主席纪念章的集市，以物换物。我怀揣几枚纪念章，混在人群中，想换个碗口那么大的，但人家根本不屑一顾。父亲从派系斗争中急流勇退，开始攒半导体收音机。

当时主要燃料是蜂窝煤。原来由煤铺工人蹬平板三轮，挨家挨户送货上门，赶上“文革”，工人造反了，不再为资产阶级服务，一筐筐蜂窝煤就卸在楼门口，各家自己想办法。一筐蜂窝煤六七十斤，无壮劳力的人家傻了眼，那阵子招女婿，估摸先得过搬蜂窝煤这一关。

趁“文革”之乱，一家废品收购站连同各种破烂，悄么悄地侵占了大院东头的篮球场，后来证明是极有远见的：六十年代末的全民大迁徙带来无限商机。我和一凡去废品收购站，拦截顾客，筛选要当废纸卖掉的旧书；甚至用介绍信蒙混过关，直接钻进废纸堆里淘宝。

在全民大迁徙的同时，北京开始挖防空洞。大院又大兴土木。首先遭殃的是那些钻天杨。全部被砍倒运走，光秃秃一片。

十

三不老胡同1号楼去人空，门可罗雀。废品收购站也随之生意萧条，一度洪水般泛滥的破烂，变戏法般缩进几个箩筐中。

一九六九年春，我被分配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去河北蔚县开山放炮。一年多后，工地转移到北京房山的东方红炼油厂，每两周大休回家一次。

我家成了聚会的中心。拉上厚重的粗布窗帘，三五好友，读书、写作、饮酒、听音乐，当然还有爱情。我们的行踪，早在大楼居委会的监视中。一天夜里，一凡在家冲洗照片，红灯和放大机的闪光被当成特别信号，“小脚侦缉队”立即报告西城公安局，警察破门而入，一无所获，最后没收了一摞黑胶木的古典音乐唱片。

我们把男高音康健请到我家。他头大如斗，脸色红润，像一轮夜里的太阳，照亮坐满小屋的客人。他笑起来会震得玻璃哗哗响。待他高歌《伏尔加船夫曲》，满堂失色，据说三五里外都能听见那警世洪钟：“踏开世界的不平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