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第2/6页）

一天晚上，父亲认定我偷吃了五斗柜里的点心。我虽以前偷吃过，但那回纯属冤枉。我死不认账，被罚跪并挨了几巴掌。最让我伤心的是，母亲居然站在父亲一边，尽管她暗中护着我，拦住鸡毛掸子的暴打。

红爸爸蓝爸爸绿爸爸，突然变成黑爸爸。

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父母吵架越来越频繁。我像受伤的小动物，神经绷紧，感官敏锐，随时等待灾难的降临。而我的预感几乎每次都应验了。我恨自己，恨自己弱小无力，不能保护母亲。

父亲的权力从家里向外延伸。一天晚上，我上床准备睡觉，发现父亲表情阴郁，抽着烟在屋里踱步。我假装看书，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他冲出去，用力敲响隔壁郑方龙叔叔的门。听不清对话，但父亲的嗓门越来越高，还拍桌子。我用被子蒙住头，听见的是咚咚心跳。我感到羞愧。父亲半夜才回来，跟母亲在卧室窃窃私语。我被噩梦魇住。

在楼道碰见郑叔叔，他缩脖怪笑，目光朝上，好像悟出人生真谛。我从父母的只言片语拼凑出意义：郑叔叔犯了严重错误，父亲代表组织找他谈话。多年后父亲告诉我，若调令早几个月，他肯定犯错误在先，正好与郑叔叔对换角色。

振开贪玩，学习成绩平平，但语文写作经常得到老师的称赞。学校开家长会，谈到振开的缺点时，总是“不注意听课”，“爱做小动作”等等。有一次，大概是期中测验，我看他的成绩册，数学是4.5分。我觉得奇怪，怎么这样打分。我问振开，他说：“5分是满分，我差一点，所以给4.5分。”他这么解释，似乎有些道理，但我还是不大相信。我去学校问了老师，才知道振开得了45分。他在4和5之间加了一个点，便成了4.5分。为这事，我批评了他，他也认了错。（摘自父亲的笔记）

是岁月最终让父母和解了。到了晚年，父母总有说不完的话，让人想到“老伴”这词的含义。父亲过世三年后，母亲对采访者说：

我们一生的婚姻生活是和谐与温馨的，虽然这中间有过暴风骤雨……（摘自母亲的口述记录）

四

从一九六○年夏天起，父亲从民主促进会借调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在教务处工作。那是中共统战的一部分，所有学员都来自各民主党派上层。

每逢周末，我带弟弟妹妹去玩。社会主义学院位于紫竹院北侧，乘11路无轨电车在终点站下车，沿白石桥向北走五六百米。一路荒郊野地，流水淙淙，蛙噪虫鸣。那是白色的六层楼建筑群，前面喷水池总是干着的。大门有军人站岗，进门登记，后来跟传达室的人熟了，免了这道手续。

父亲在他宿舍旁临时借了个房间。我们跟着沾统战的光，那里伙食好，周末放电影，设备先进，比如有专用乒乓球室。父亲是国家三级乒乓球裁判（最低一级），主裁的都是业余比赛，却保持一贯的专业精神。他正襟危坐，镜片闪闪，像机器人般呆板，一字一顿报分数“三比二，换发球”，并交叉双臂宣布交换场地。

父亲很忙，往往在餐厅吃饭时才出现。我喜欢独自闲逛，常常迷失在楼群的迷宫中。跟开电梯的王叔叔混熟了，我帮他开电梯。他是转业军人，更让我充满敬意，缠着问他用过什么枪。后来听说他在“文革”中自杀了。

有一天，父亲神秘地告诉我，有个学员的宿舍被撬，洗劫一空，损失达十万元。那可是天文数字。父亲又补了一句：　“没什么，他当天坐飞机回上海，又置办了一套新家什。他可是全国有名的‘红色小开’……”他低声说出那名字，好像是国家机密。

闲得无聊，我跟弟弟妹妹躺在床上，齐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唱到结尾处，他俩总是故意走调，把我气疯了——这可是立场问题，更何况是在这样的地方。我向父亲告状，他摸摸我的头说：“他们比你小，你该耐心点儿。”

那时正是困难时期，他们来学院，多少可以吃得好一点。我们看孩子们可怜，有时也给他们买几块高级糖。看孩子们吃得高兴，让我们感到安慰。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我们想尽办法让孩子吃得好些，怕营养不良影响他们的发育成长。学院在校内拨出一块空地，分给职工们作自留地。我把给我的三分地种了绿豆和白薯，平时没时间管，到秋天倒收获不少。我和振开一起把绿豆、白薯装进麻袋运回家里，总算添了些口粮。（摘自父亲的笔记）

那是我头一次干体力活儿。顶着毒日头，用铁锨挖出白薯，抖掉土疙瘩，装进麻袋。父亲蹬平板三轮车，我坐在麻袋上，为劳动的收获骄傲，更为与父亲平起平坐得意。

堆在阳台过冬的白薯变质了，我坐在小板凳上啃烂白薯。父亲刚买来牡丹牌收音机和电唱机。收音机反复播放《春节序曲》，和烂白薯的味道一起潜入记忆深处。

五

一九七四年夏天，父亲买来中华书局刚出的繁体字版《清史稿》，共四十八卷，书架放不下，就摞在他床边地上。我发现他总在翻看同一卷，原来其中有不少我们祖上的记载。

家谱仅上溯到康熙年间，原籍安徽徽州休宁县，第二十七代赵承恒迁至浙江归安县（现湖州一部分）。祖宅清澜堂坐落在湖州竹安巷，最早的主人赵炳言官至湖南巡抚、刑部右侍郎。三子赵景贤早年师从俞樾的父亲俞鸿渐，乡试与俞樾同榜考中举人。按俞樾的说法，“自幼倜傥，虽翩翩公子，而有侠丈夫风，呼卢纵饮，意气浩然”。后捐巨款买官封为知府，并未上任。

太平军兴起，赵景贤在湖州组织民团操练，并用青铜包住西城门（湖州至今沿称青铜门和青铜桥）。一八六○年二月，李秀成大军逼近湖州。赵景贤固守湖州两年多。这是清史上著名的湖州保卫战。清政府为保存将才，另有委任，令他“轻装就任”，但他决心死守，与城同在，最终弹尽粮绝，一八六二年五月城破被俘。

据《清史稿》记载：“景贤冠带见贼，曰：‘速杀我，勿伤百姓。’贼首谭绍洸曰：‘亦不杀汝。’拔刀自刎，为所夺，执至苏州，诱胁百端，皆不屈。羁之逾半载，李秀成必欲降之，致书相劝……秀成赴江北，戒绍洸勿杀。景贤计欲伺隙手刃秀成，秀成去，日惟危坐饮酒。二年三月，绍洸闻太仓败贼言景贤通官军，将袭苏州，召诘之，景贤谩骂，为枪击而殒。”

湖州城破，赵家死的死逃的逃。长子赵深彦在湖南闻此噩耗，立即饮毒酒自杀，年仅十二岁。咸丰皇帝得悉赵景贤死讯，下诏称其“劲节孤忠，可嘉可掬”，按高规格予以抚恤，在湖州专立祠堂，并关照国史馆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