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第4/6页）

我回家后做贼似的，不敢与父亲对视。他问起时，我只提到跟徐世信打过乒乓球，输了。

八

一九九九年秋天，父母到美国探亲，我常开车陪他们出游。一天回家路上，父亲无意间说起一件事，让我大吃一惊。当时父母坐在后座，我正开车，试图从后视镜看到他的表情。晚饭后，母亲先去睡了，我和父亲隔着餐桌对坐，我提起路上的话茬儿，他似乎也在等这一刻，于是和盘托出。

谢冰心在民进中央挂名当宣传部长，凡事不闻不问，父亲身为副部长，定期向她汇报工作。这本是官僚程序，而他却另有使命，那就是把与谢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交给组织。父亲每隔两三周登门拜访，电话先约好，一般在下午，饮茶清谈。回家后根据记忆整理，写成报告。

据父亲回忆说，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主动接受“思想改造”的，基本形式有两种，一是小组学习，一是私下谈心。像谢冰心这样的人物，自然是“思想改造”的重点对象之一，把私下谈心的内容向组织汇报，在当时几乎是天经地义的。

让我好奇的是，他能得到什么真心实话吗？父亲摇摇头说，谢冰心可不像她早期作品那么单纯，正如其名所示，心已成冰。每次聊天都步步为营，滴水不漏。只有一次，她对父亲说了大实话：“我们这些人，一赶上风吹草动，就像蜗牛那样先把触角伸出来。”看来她心知肚明，试图通过父亲向组织带话——别费这份儿心思了。

那是深秋之夜，夜凉如水，后院传来阵阵虫鸣，冰箱嗡嗡响。我劝父亲把这一切写出来，对自己也对历史有个交代——这绝非个案，涉及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涉及知识分子与革命错综复杂的关系。他点点头，说再好好想想。这事就此搁置，再未提起。

七十年代初我开始写诗。父亲从湖北干校回京休假，说起谢冰心留在北京，仍住民族学院宿舍。父亲回干校后，我独自登门拜访。

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开门，问我找谁，我说我是赵济年的儿子，特来求教。谢冰心先把我让进客厅，沏上茶。她丈夫吴文藻也在，打个招呼就出门了。她篦过的灰发打成髻，满脸褶皱，眼睛却异常明亮；身穿蓝布对襟袄，黑布鞋，干净利索。我坐定，取出诗稿，包括处女作《因为我们还年轻》和《火之歌》等。她评价是正面的，对个别词句提出修改建议。兴之所至，她把我从客厅带进书房，在写字台前坐下，从背后的书柜取出《汉语大字典》，用放大镜锁定某个词的确切含义。

此后我们有过短暂来往。她还专门写了首和诗《我们还年轻》，副标题是“给一位年轻朋友”。或许由于诗歌与青春，她对我毫无戒心。也正由于此，与父亲的角色相反，多年后我把她卷进一个巨大的旋涡中。环环相扣，谁又能说清这世上的因果链条呢？

父亲，你在天有灵，一定会体谅我，把你想说的话说出来。那天夜里我们达成了默契，那就是说出真相，不管这真相是否会伤害我们自己。

九

父亲说：“人生就是个接送。”

一九六九年无疑是转变之年。那年开春，我被分到北京六建公司当工人，接着弟弟去了中蒙边界的建设兵团，母亲去了河南信阳地区的干校，秋天妹妹由母亲的同事带到干校，父亲留守到最后，年底去了湖北沙洋的干校。不到一年工夫，人去楼空，全家五口分四个地方，写信都用复写纸，一式四份。

振开被分配到六建当工人。他第一次离开家，做父母的自然不放心。头天晚上我们全家五个人，到新街口牛奶店要了牛奶和点心，算是给他送行。在收拾行李时，我们怕他冻着，让他把家里仅有的一件老羊皮大衣带上。第二天，他离开家，我们都送到大门口。我还想再看他一眼，知道他在崇元观上车，便在他走后不久，搭无轨电车赶到那里，我看见他在等车，没跟他打招呼，只是在远处看他上车后才回家，我的眼眶湿润了。（摘自父亲的笔记）

我在河北蔚县工地开山放炮，在山洞建发电厂。那年夏天收到父亲的电报“珊珊病速归”，我请了假，从老乡家买来新鲜鸡蛋，搭工地运货的卡车赶回北京。珊珊连发高烧，诊断为风湿性关节炎，我一到家烧就退了。

那一周像是偷来的时光。北京城空荡荡的，北海公园更是游人稀少。我们划了船，照了相，在漪澜堂吃午饭。父亲为我点了焦熘丸子，为珊珊点了红烧鱼。他喝了瓶啤酒，微醺地对女服务员说，这是我儿子女儿，你看我多福气。

每年十二天法定探亲假，加上倒休，让我沉闷的生活有了奔头。我先去河南、湖北探亲，再顺道游山玩水。头一年，从河南母亲的干校出发，我和珊珊一起去湖北沙洋看望父亲。第二年我独自从河南去湖北，那时父亲从干校下放到农村，住在老乡家。

那时我正好在高桥镇的“五星三队”插队。有一天，我正在地里干活，有人告诉我，说振开来了。我匆忙赶回住处，远远看见振开蹲在池塘边给我洗衣服。他把我所有的床单衣服全都洗了，还把我的人猪同住的房间也打扫干净。当天晚上，我的房东叫他儿子去买了几块豆腐，把振开当贵客相待。当地农民每天三餐只有腌韭菜，豆腐无疑是珍品。振开带来三个肉罐头。第二天，我和振开一起步行到高桥镇，在一家小饭馆吃饭，我独自把三个肉罐头全都吃光了。振开看我这样狼吞虎咽，觉得我可怜，他虽然没说什么，但我看得出来。（摘自父亲的笔记）

一九七一年深秋，父亲独自回京待了几日。那天晚上，我备了几道小菜，爷俩边喝边聊。我提到“九一三事件”，越说越激动，父亲随声附和。我们都醉了，隔着书桌昏睡过去。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发现父亲呆望天花板，很久才开口，他再三叮嘱我不要出门乱说，免招杀身之祸。由于酒精的作用，父子第一次结成政治同盟。

一九七二年春节，全家在北京团聚。我把《你好，百花山》一诗的初稿拿给父亲看。没想到他责令我马上烧掉，其中一句“绿色的阳光在缝隙里流窜”把他吓坏了。我看见他眼中的恐惧，只好照办。我下了决心，此后再也不把自己的作品给他看。

十

一九七二年，父母先后从外地回到北京，母亲随父亲一起调到沙河的干校，在医务室工作，珊珊留在湖北，在襄樊地区某军工厂当技术员。

父亲那年五十整，年富力强，每天都干农活儿。周末父母回家休假，弟弟在北京泡病号，空荡荡的家顿时显得拥挤了。我的朋友三教九流，穿梭如织，让父亲眼花缭乱，尤其像彭刚、姜世伟（芒克）这样的“先锋派”，就跟外星人差不多。除了史康成和刘羽等个别人例外，几乎全吃过闭门羹。一提到父亲，他们都条件反射般伸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