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第5/6页）

彭刚为我临了列维坦的油画《湖》，钉在我床铺上方。彭刚的列维坦与十九世纪俄罗斯画风无关，基调变成赭灰色，跟他眼神一样处于半疯癫状态。那是典型的表现主义作品。

家里地方小，父亲像笼中狮子踱步，每次经过那画都斜扫一眼，甚至能感到他由于恐惧与愤怒所致的内心的战栗，看来彭刚的列维坦深深伤害了他——现代派风格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一天晚上，父亲终于爆发了，他咆哮着命令我把画摘下，我不肯，他一把从墙上扯下来，撕成两半。旁边正好挂着我叔叔赵延年为父亲作的墨线肖像画，礼尚往来，我顺手够到狠狠摔到地上，镜框碎裂。

每次争吵，往往以同样的方式告终——他打开大门叫喊：“这不是你的家，给我滚出去！”如果泡病号回不了工地，我就到史康成或刘羽家打地铺，最后由母亲出面调停，把我劝回家。

一九七五年夏和父亲大吵后，一怒之下我和刘羽上了五台山。十天后回家，珊珊从湖北回北京出差。我们兄妹俩感情最深，不愿让她为家庭纠纷烦恼，我尽量瞒着。可在她逗留期间，我和父亲再次冲突。待平息下来，夜已深，我和珊珊在厨房，相对无言。她沮丧地靠着墙，我依在水池上，水龙头滴滴答答淌着水。

“人生就是个接送”，总有最后一次。那次为珊珊送行，由于无轨电车太挤太慢，赶到北京站只剩十分钟了。我们冲向站台，好歹把行李塞进货架，车厢哐当摇晃，缓缓移动。隔车窗招手，几乎没顾上说句话。谁想到竟成永别。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晚，我在传达室接到长途电话，得知珊珊因游泳救人失踪的消息，连夜骑车去电报大楼，打长途电话通知在远郊的父亲和弟弟。第二天凌晨山摇地动，唐山地震。父亲和弟弟中午赶回家，人们都聚在院子里，母亲已处于半昏迷状态。

我和父亲决定立即动身去襄樊，先上楼取随身衣物。我紧跟在父亲后面，磕磕绊绊，几乎连滚带爬上四楼。他老泪纵横，喃喃自语，我冲动地搂住他一起痛哭，并保证今后再也不跟他吵架了。

去襄樊是地狱之旅，不堪回首。

那两年家中一片愁云惨雾。我把工地哥儿们陈泉请来，为父母说快板书，博得一笑。

两年后，母亲因长期抑郁患心因性精神病，由我们轮流照看。

一个做母亲的，从痛失女儿到精神濒临崩溃，再到战胜病魔，那得多么坚强、需要多大毅力啊，是济年与我手挽手，才使我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挺住了。济年总劝我女儿是为救人而牺牲的，那是以一命救一命。人生本无常，而生命弥足珍贵，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要顽强地活下去。（摘自母亲的口述记录）

十一

一九七九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重新开张，父亲从“民进”调回去，主管国内业务部。他整天飞来飞去，开会调研，忙得不亦乐乎。一九八○年秋，我结婚搬了出去，与父亲关系有了明显改善。

平时各忙各的，周末或逢年过节全家聚聚，吃饭打麻将东拉西扯。八十年代是“连接两个夜晚的白色走廊”，虽说阴影重重险象环生，但人们似乎充满希望，直到进入一个更让人迷失的夜晚。

一九八九年春我离开中国。两年多后，父母带上田田去丹麦看我。母亲的腿摔坏了，走路不便，我和父亲轮流推轮椅。父亲一九九○年退休，明显见老了，身材抽缩，满口假牙。大概互相看不惯，我跟父亲还会闹别扭，但很少争吵，相当于冷战。有时出门散步，我故意推着母亲疾走，把他远远甩在后面，回头看他弱不禁风的身影，又心生怜悯，放慢速度。

父亲在国外闹了不少笑话，成为亲友的趣谈。在丹麦，田田的一对小鹦鹉死了一只，父亲带她去宠物店再补一只。他用仅会的几个英文单词对老板说：“一只鸟死了”（One bird dead），没下文，老板摸不清头脑，就卖给他一对。我下课回家，发现笼里有三只鹦鹉。

巴黎，一个星期天早上，父亲独自出门摄像。一个白人小伙子很热情，比画着要为他拍摄，摄像机一到手撒腿就跑。父亲紧追不舍，行人们跟着围追堵截，那贼慌了神，一头扎进自己家中。有人报警，警察随即赶到，人赃俱在。最有意思的是，父亲跟着去警察局作证，一个法文词儿都不会，居然完成笔录。原来那台摄像机一直没关上，录下全部过程，包括晃动的大地和贼的喘息。那年父亲七十三岁。

待我搬到加州定居，父母去住过两次。美国乡下生活实在太无聊，我又忙，只能偶尔陪他们出门散心。

自八十年代起，我和父亲的地位颠倒过来——他对我几乎言听计从，至少口是心非。我们从未真正平等过，有时我多想跟他成为朋友，说说心里话什么的，但发现这不可能。

其实，几乎每个中国男人心中都有个小暴君，且角色复杂：在社会上小暴君基本是衙役顺民，不越雷池一步，“人阔脸就变”，对手下对百姓心狠手毒，这在历代造反者身上尤其明显，关键是转换自如，无须过渡；在家中小暴君必是主宰，无平等可言，不仅老婆孩子，甚至连男主人都在其股掌中。

直到我成为父亲，才意识到这暴君意识来自血液来自文化深处，根深蒂固，离经叛道者如我也在所难逃。回望父亲的人生道路，我辨认出自己的足迹，亦步亦趋，交错重合——这一发现让我震惊。

一九九九年年底，盛传世界末日来临。我开车从旧金山回家，夜深，月亮又大又圆，金灿灿，果然有末日迹象。父亲在后座自言自语：“我怎么活了这么大岁数，人生总有个头吧？”

记得九岁那年春天，父亲带我去北海公园玩。回家的路上，暮色四起，略带解冻的寒意。沿湖边徐行，离公园后门两三百米处，父亲放慢脚步，环顾游人，突然对我说：“这里所有的人，一百年后都不在了，包括我们。”我愣住，抬头看父亲，他镜片闪光，隐隐露出一丝嘲笑。

十二

二○○一年十二月二日晚，我搭乘美国联航班机从旧金山抵达北京，享受特殊待遇——专人迎候，专车运送。

病榻上的父亲一见我孩子般大哭，我坐床头紧握他的手，不知如何安慰才好。急中生智，我取出为他买的新款数码相机，终于让技术至上主义者平静下来。但他左手已不听使唤，根本玩不转。

父亲患的是肾癌和乙肝，外加左边偏瘫。他行动不便，神志清醒。他用助走器上厕所，我鼓励他，让他相信只要坚持锻炼就能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