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距（第5/5页）

我再说一个故事。也是一对失业的夫妇和孩子的故事，这里的孩子是一个小学生。一个女孩，她生病发烧了，额头很烫，请求父母带她去医院看病。父母说家里没有钱，而且两个人都要出门去找工作，也没有时间带她去医院。女孩很懂事，就请求父母去向邻居借二十元给她，她可以自己去医院。父亲让母亲去借钱，母亲让父亲去借钱，两个人都不愿意去，就在家里争吵起来。这对贫穷的夫妇已经多次向邻居借钱，而且一直无力偿还，所以谁也不愿意再去借钱。女孩看到父母的争吵，就劝阻他们别吵了，说自己不去医院看病了。父母停止了争吵，女孩说自己发烧头晕，不想去上学，想进屋去睡觉。父母同意她这个要求，她走进了自己的屋子。父亲出门去找工作了，母亲收拾一下厨房，准备出门时想去看看女儿睡着了没有，当她轻轻推开房门时，看到女儿用红领巾上吊了。这个女孩平时十分爱惜自己的红领巾，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将红领巾用手抚平后认真叠好，早晨站在镜子前再仔细将红领巾系在脖子上，她觉得红领巾是自己所能拥有的最美丽的饰物。

我还有很多类似的故事可以在此述说。不是我想在此源源不断地述说不幸，是我们的现实每天都在向我述说不幸。当然，我们的现实也在每天向我讲述着种种荣耀。

今天，中国拥有可投资资产达到一千万人民币以上的高净值人群已经是数十万人。根据二00九胡润财富报告，中国千万富豪人数已达到八十二万五千人。八十二万五千这个数字还包括五万一千位亿万富豪。胡润报告称，中国富豪年平均消费二百万元人民币。

与此形成巨大差距的是，二00六年的时候，如果以每年收入只有六百元人民币计算，中国的贫穷人口有三千万；如果将年收入增加到八百元人民币，那么中国的贫穷人口达到一个亿。到了二00九年，中国的贫穷人口会有多少？我无法获得这个的数据。

二00九年二月，我在温哥华UBC演讲，说到中国在二00六年的时候年收入只有八百人民币的贫穷人口高达一个亿的时候，一位中国留学生站起来说：「金钱不是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

这位中国留学生的话让我不寒而栗。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而是今日中一国一群人的声音。他们沉浸在中国日益繁华的景象里，却不去关心还有超过一亿的人生活在难以想象的贫困之中。我想，我们真正的悲剧也许就在这里：无视贫穷饥饿的存在，比贫穷饥饿还要可怕。

我告诉这位中国留学生：「我们讨论的不是幸福的标准，而是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年收入只有八百元人民币的人，你说这样的话会令人尊敬。可是，你不是这个人。」

中国这三十多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三十多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百分之九，二00九年的时候，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二0一0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可望达到八万亿元，有关部门骄傲地声称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二富国，仅次于美国。可是在这个光荣的数据后面，却是一个让人不安的数据，人均年收入仍然在世界的一百位。这两项应该是接近或者平衡的经济指标，在今天的中国竟然差距如此巨大。这组数据说明了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失去了平衡的社会里，或者用民间的话语来说我们生活在国富民穷里。

社会生活的不平衡必然会带来梦想的不平衡，差不多十年前CCTV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男孩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一个西北的女孩却是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

两个同龄的中国孩子，就是梦想都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对这个西北女孩来说，她想得到一双普通的白球鞋，也许和那个北京男孩想得到的波音飞机一样遥远。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我们不仅生活在现实和历史的巨大差距里，也生活在梦想的巨大差距里。而温哥华UBC那位中国留学生的话，让我感到，我们还生活在社会认知的巨大差距里。

最后，我要简短地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来结束这篇文章。这是发生在中国南方某个城市里的故事，在林立的现代化高楼和商场里人头攒动的欣欣向荣的景象里，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被绑架了。

两个穷途潦倒的绑架者，身无分文又毫无绑架经验。他们寻找工作四处碰壁以后，决定铤而走险，既没有周密计划，也没有充分准备，在光天化日之下即兴绑架了这个放学回家的小学生。他们捂住小学生的嘴巴，将挣扎的小学生拖进了一处正在拆除的厂房里。他们就在这个废弃的厂区安营扎寨，从小学生那里要了他母亲的手机号码，走到附近街边的公用电话亭给小学生的母亲打了电话，让她拿钱来赎人。他们都不知道应该去一个更远的地方打这个索要赎金的电话，警方根据小学生母亲手机上留下的号码，锁定了绑架者所在的区域，所以他们很快就被捉拿归案。

两个绑架者在索要赎金的时候，没钱去买盒饭，其中一个出去借了二十元人民币回来，买了两个盒饭，一个盒饭给小学生吃，另一个盒饭两个绑架者分着吃。获救的小学生后来对警察说：「他们太穷了，放了他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