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城市 四 人才市场（第2/6页）

敏以前的工厂离镇上要步行三十分钟，工业化的中国发展到了农村的空地。一条死水般的小溪，泛着黑亮，好像汽油河。原本平整的大路，变成尘土飞扬的小道，两旁是面摊和露天的台球桌。穿着工厂制服和拖鞋的年轻男人三五成群打台球。敏走在中间，一边一个朋友，她的头高高抬起，就像战场上归来的古罗马百夫长。姑娘小伙冲她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现在在哪里啊？”敏在东莞的市中心上班，这让他们很是钦佩。

“我变了吗？”敏问每一个跟她打招呼的人。

“你瘦了，黑了，”一个姑娘说。

敏有点失望。“我要你说我比以前懂事。”

梁容和黄娇娥到厂里去领工资；显然那天老板心情很好，他同意给工人们发薪。敏在大门外等着，偷看里面贴了瓷砖的楼房和庭院中堆放的小土山。工厂正在扩建。

“你觉得这看起来怎么样？”她问我。

“还可以，”我说。

“从外面看还可以，”她说。“但你永远看不到里面什么样，除非你答应在这里上班，然后你就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

下午，姑娘们和厂里另外两个女孩一起去了附近的公园。打工生活的一部分就是不知道怎么打发闲暇时间。在塘厦公园，她们看一个五六岁的女孩正瞄准蹲在浅池里的乌龟，拿鹅卵石扔它的头。但公园里的大部分娱乐项目要收费。游客可以用气枪射池塘里的鱼；敏看着池子里那几条瘦得皮包骨的坐以待毙的鱼，伤感地说，“没有自由就是这样。”一架缆车可以把游客带到附近的山顶，但是要花十五块钱。姑娘们远远地坐在下面的野餐点，抬头看上面穿梭的缆车。

黄娇娥在读一个电脑班。她想离开这家工厂，去人才市场找一个好点的工作，就像敏一样。“我已经做了计划，”黄娇娥害羞地说。

“你上过网吗？”敏问她。

“还没有。”

“那我教你。”敏看了看手表；已经四点了。“可能今天不行，那——下次吧。”

“尽量多学点东西，”敏嘱咐黄娇娥。“你学到一点，就可以把它带到新的工作里去。至少这是我的经验，”她谦虚地说。敏意识到自己帮不了朋友什么忙。鼓起勇气离开一家工厂，这只能靠你自己完成。就像打工族常说的：你只有靠自己。

五点钟的时候，几个姑娘用最随意的方式道别。“我还不累呢，”我们在巴士上找座位的时候敏说。“过一会儿才累。现在我太兴奋了。”当巴士穿过那些她去找过工作的地方，夜幕降临，敏的心情也变得灰暗了。她重访了她原来的生活，知道那都已经成为了过去。但她的新生活，只能算是差强人意。外面的街道旁，工厂亮起灯火，窗户上的人影无声地移动着；即便是星期天的晚上，人们依然要上班。“如果我只是上学，出来打几年工，然后回家，结婚生孩子，”敏说，“那我这辈子就白活了。”

蓝蓝的夜色里，敏和我站在她工厂的大门外。她的一个电工朋友要跟我们一起吃晚饭，我们等他换衣服。一个穿迷彩裤、长相不错的保安——身高一米七或以上，会打篮球者优先——从我们身旁走过，他脸上闪过一丝微笑，抛给敏一串之前拜托他代为保管的钥匙。星期天外出的工人渐渐回到厂里。敏跟一个年轻女人打招呼，对方闪进黑影中粗着嗓子喊：“我饿死了。”她直接进了工厂，没有过来跟我们打招呼。

女人的无礼让敏很意外。她跟我说，那个女人最近想吃中药流产，但是没用。敏跟她一起去医院做了手术。“有些人我会假装跟她关系很好，但其实我们不是朋友，”敏说。

一个戴眼镜，挺着啤酒肚，年纪大一点的男人经过我们旁边。“是你没关办公室的门吧？”他问。

“我一天都在外面，”敏反驳道。

那是敏的老板。她恨他。“他很自大，”她说。“厂里没一个人喜欢他。”几分钟后，她的老板又经过我们，这次是要出去。他瞪了敏一眼。敏立场坚定地瞪回去。两个人谁也没说一句话。

“明天他会问我你是谁，”敏说。“我知道他会问，我告诉他你是个朋友，就是了。”私底下她叫他刘老头。

厂门口的这十分钟里，我仿佛看到了敏的整个世界：和保安轻松自如的友情，年轻女人的冷漠和她失败的堕胎，老板无端的专横。还有她立场坚定，对老板寸步不让。

敏的电工朋友出现了——他的手臂肌肉发达，宽脸，笑容羞涩——然后我们去一个街边馆子吃烤牛肉，红烧鱼，喝啤酒。漫长的一天即将过去，敏的不满一下倾泻了出来。“我以前那个厂，有一次我哭了半个小时，朋友想安慰我都不能，”她说。“我来这个厂，哭过两次，都没人知道。”

那个电工看着他碗里的米饭，一言不发。

敏的怒气转到下午和我们一起去公园的两个朋友身上。“我们的关系并不好，只不过假装是朋友，”她说。“胖一点的那个？她只关心找男朋友。发了工资也不寄钱回家。她会帮男朋友付手机费，或者请男生出去吃饭。她长得也不好看！另一个，有过男朋友，但是发现他有外遇，就跟他分手了。那个男的给了她一块手表，她还是戴着。”

“你看到没有，她们领这工资多不高兴？她们都在想：我干得这么辛苦，就拿这么一点儿？每天在工厂里打工真是辛苦。”

然后，她冲着我来了。“你不可能知道这种感觉，”她说。“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

前不久还想得到的东西，敏现在却已经厌倦。当她意识到自己是里面地位最低的一个时，加入办公室的兴奋感很快就过去了。每个人都把工作丢给新来的、最年轻的同事，而她唯一的盟友也不见了：她来办公室两个星期之后，招她进来的那个好心男人为了一份更好的工作，回北京了。现在只剩下敏孤军奋战，学习白领世界复杂的办公室政治。她的新老板，那个啤酒肚男人，前一年因为包二奶被工厂开除——因为没有人尊敬他，敏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她的同事好像迫不及待地要看她出丑：她一进屋就没人继续说话，没有人帮她上手新工作。她发现别人常常话里有话，而她也必须学会听懂弦外之音。“在办公室，他们可能对你非常友好，但会在背后说你，”敏告诉我。“在厂里你一个朋友都交不到。”

而阶级上的越线也让她更加孤独。论年龄和背景，流水线上的工人和她最相近，但她已经不属于那个世界了。办公室的同事年纪更大，许多已经结了婚，和她毫无共同点。宿舍一到周末，就空了，因为其他人会出去看男朋友或老公。敏假装不在乎，也从来不让别人看到她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