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城市 六 方与圆（第4/8页）

碰杯敬酒的次序应该和你握手的次序相同。你必须从最重要或是最年长的人开始，依次往下敬酒。

千万别喝醉。

在中国为了交际，你必须学会如何喝酒，就像男人应该学会抽烟。

如果你对酒精过敏，去宴会之前，得先吃点东西或者吃药。

然后付老师转到西餐礼节。他在黑板上写道：

开胃菜→面包→汤→主食→甜点→水果→热饮

“我从网上查到这些信息，”他说，“不过我从来没有吃过西餐。但是今天我们很荣幸有一位在美国长大的张记者。”他朝我示意。我站起来走到教室前面。走进房间，要像它是你的地盘。

我告诉全班同学应该在哪道顺序点一杯酒。我解释说有时候你不会既吃开胃菜，又喝汤。我说看起来好像要吃很多，这也是不少美国人超重的原因。学生们把所有这些都记了下来。

“有人要提问吗？”

付老师举手。“我一直不明白，开胃菜是什么东西？”

我解释说是不同种类的沙拉和海鲜。

付老师再次举手，请我解释使用刀叉的顺序。在黑板上，我画了一个摆桌的示意图。我解释汤匙和甜点匙有何不同，沙拉用的叉子和主食用的叉子如何区别。我描述怎样切割牛排，必须要左手用叉右手拿刀，然后在切好的最后一刻把叉子换到右手。“听起来很复杂吗？”我问全班。

“是的！”

“如果你不知道该怎样做，”我说，“看看旁边的人，就照着他们做。”

“如果你做错了，”我差一点就说，“也没有关系。”好在我及时制止了自己。成功的关键是正确的举止——这是整个课程的核心。随心所欲这种做派，是属于美国人的。那天的课以练习劝酒而告终。“如果你的经理有点醉了，你得接过他的班，”付老师说，严肃的口吻仿佛在说情况紧急之下，需要你迫降一架波音747似的。他又重温了一遍划拳和猜拳的规矩，然后他让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来练习。

学期过了两周，一个女孩来到教室后面我坐的地方。我从没有见过她在课上发言，她介绍自己的时候害羞得脸红。我有种感觉，自己成为了某人自我提升计划的一部分。

她名叫蒋海燕。脸蛋宽而漂亮，表情轻柔，五官线条柔软不分明，染成赭色的头发扎成一条马尾辫。她十六岁，在伟易达的流水线上工作，因为她的父母没有钱再供她和她哥哥同时上学。“我觉得我和哥哥两个人，打工的话我更容易生存下来，因为他很近视，”我们见面不久后一起吃午饭的时候她跟我说。“所以我骗我爸妈，跟他们说我不想再上学了。”她的哥哥现在上大学，学设计。

她这种儒家自我牺牲行为背后，掩藏着希望成功的强烈企图。通过一个在伟易达工作的表姐，蒋海燕找到在流水线上组装无绳电话的活儿。培训的第三天，老板要找一个自愿在生产部工作的人。蒋海燕不知道生产部是干什么的，但是她大胆地举手，心想这应该比乏味的流水线工作要强一点。在生产部，她对老板谎称她在东莞另一家厂里做过文员。

“你做过多久文员？”老板问。

“一年，”蒋海燕说。

“那你为什么跑到这个厂里来做普通工人？”老板盘问她。

压力激发了她的口才。“我想在这个行业发展自己，”蒋海燕回答说。老板分配她去检查成品；一个月后，她被调到仓库，用电脑记录工厂材料。她的故事跟我听过的所有出来打工的故事一样：通过大胆的自我表达和说谎，她升职了。

因为当时她才十六岁，蒋海燕进厂时用的是借来的身份证。“在厂里大家都叫我陈华，”她说。“只有我的表姐和两个好朋友知道我叫蒋海燕。”

“用别人的名字叫你不奇怪吗？”我问她。

“啊，现在感觉就像我自己的名字一样，”她说。“在厂里我是陈华。当有人喊蒋海燕，我得想一下才能反应过来，这就是我。”

她的主动性很强。她已经上过一个电脑班，还在宿舍的走廊里锻炼，保持身材。她随身带一本英语短语口袋书，以便在业余时间学习——很高兴认识你。好久没见，久违久违。我们吃完饭告别的时候，她回到宿舍看一本从厂里图书室借来的关于推销的书。她的梦想是在办公室里当一名秘书。

课堂上从来不谈道德这件事。学生们学习办公室的世界如何运转，并运用学到的知识一路说谎，骗到她们本不胜任的工作。如果这种诡计有用——事实也常常如此——事后无法避免的是给以前的老师慌慌张张地打电话：我现在该怎么办？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和邓老师一起坐出租车去拜访一些学校，他的电话响了。

“你好吗？”他说。“生产力协调吗？好的。比如说一个工厂有三个生产区，每个生产区每个月能造一万台电视机。这就是生产能力。如果其中一个生产区已经满负荷，但还需要赶订单，那么它可以和另一个生产区协调，借用一些生产能力。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挂掉电话之后，他告诉我一个以前的学生刚刚找到工作，但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干，也不想把自己的无知暴露给同事。“我有些学生一两年后还在给我打电话要建议，”他说。老师不会直白地告诉学生们不需要诚实；这就是生活的现实。我和邓老师比较熟之后，问了他这个问题。

“找工作面试的时候，”我说，“女孩们经常被问起她们有没有经验，她们说有，但事实上没有。”

我小心翼翼地提起这个话题，邓老师倒毫不避讳。“是的，然后下一个问题是，‘你之前做过什么工作？’我们教给她们工厂的细节，这样她们就能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回答了。”

“但是她们在说谎，”我说。

“是的。”

“要是她们不想说谎呢？”

“这取决于她们自己，”邓老师说。“但是太老实的人会被社会淘汰。”后来我从他的学生，而不是邓老师那里了解到，智通学校贩卖假文凭。每张文凭外套一个软皮塑料壳，就像一些姑娘随身带的廉价相册一样。一张伪造的大专文凭要花六十块，而中专文凭的价格大概是一半。正规教育在东莞不受重视，但是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它有多么一文不值。

6月初的一个夜晚，陈英穿了一条黄色长裙和一件相配的上衣来到班上。她就是在第一场咨询会上发言的女孩；在此之前她和其他姑娘一样，穿牛仔裤和运动鞋。今天这身行头是在宣告她现在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她辞掉了厂里的工作，每周有三天去人才市场，希望找到一份文员或者销售助理的工作。“就像邓老师说的，没有必要紧张，”她告诉我。“事实上，我挺喜欢参加面试的。”之后的一次课，陈英穿得更刻意：半透明的浅黄绿色蕾丝边的纱裙，白色长筒袜，高跟鞋。上课前，我看到另一个班上的女孩走到陈英面前自我介绍。陈英站起来和她握手，两个人聊了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