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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事僧已点亮了洞窟里所有的油灯。他走下石阶，示意他们几个走过去。

他手里提着没点亮的三盏油灯，走到了池水旁边。他手指着豁口下的一处岩壁，吩咐考罗上尉把灯点着了放到那里去。那块岩壁有一处天然形成的内凹，没有梯阶，只能徒手攀爬。

考罗上尉依命行事。他们绕着池塘走到了洞穴底部，然后小心地爬了上去。油灯点亮后，宋汉城看清了岩壁上的物事：那是佛足、法轮、手印的浮雕。与雨居寺不同，这里的浮雕线条似乎镶嵌着金粉。灯火映照下，浮雕显得无比神圣庄严。

值事僧引领着宋汉城走上了第一层岩层。

油灯照明之处，四面围合的洞壁看得出人工平整的痕迹，凿刻其上的字迹清晰可见。宋汉城所站之处的岩面上正好刻有一段梵文经文，那是佛陀持钵人王合城乞食遇天魔波旬时，与天魔波旬的一段偈颂体对话，在南传上座部《相应部》和北传《杂阿含经》中皆有记载：

天魔波旬即说偈言：

“若常有我者，彼悉是我所，

一切悉属我，瞿昙何所之？”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若言有我者，彼说我则非，

是故知波旬，即自堕负处。”

魔复说偈言：

“若说言知道，安稳向槃，

汝自独游往，何烦教他为？”

世尊复说偈答言：

“若有离魔者，问度彼岸道，

为彼平等说，真实永无余，

时习不放逸，永离魔自在。”

在此处洞穴里看见这些经文，已远不能用诧异来形容。在宋汉城的人生经验里，这是最不可思议的经历。

“这个经文洞窟，为何会和那个秘密基地连通起来？”宋汉城问道。

“纯属偶然。洞窟基地是当时南方军为抵抗盟军而建成的若干战略据点之一，利用天然钟乳石洞挖凿建成。事实上，从基地建成到战败后被他们彻底废弃，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经文石窟的存在。高木先生在软禁解除后，被强制征调到这个秘密基地服务，负责整理这些掳来的文物并编制成册。这里是一个中转站。他知道住持长老带他去过的经文洞窟的位置，于是开始留心注意。后来，他沿着雨居寺的方向一路摸索，偶然找到了通往经文石窟的洞口。当时，他用石块堵死了通道，把它彻底封闭了起来。”

“经文石窟的出口就在我们昨晚路过歇脚的那个坡地上？”

“是的。您在雨居寺只需顺着溪水的方向一路上行，就可以找到这个藏经洞了。不过，为安全起见，昨晚我们已经把那个洞口封砌起来了，外人很难发现。”

顺着值事僧手指的方向，宋汉城看到了在上面岩层靠近豁口处的一个小小通道。

宋汉城又问值事僧：“这个洞窟的隐修教典都刻在了石壁上，那么，传说中的石板经文是否不存在？”

值事僧微笑答道：“拉瓦纳寺的石板经文是前代僧人为避免战乱波及、保护这个洞窟而另行刻制的，就存放在拉瓦那寺的地窖里。之前在通道里所见的部分木箱里就装着那些石板。武装考察队第二次来到拉瓦纳村时，劫掠了寺内的佛像浮雕，又强令僧人和村民交出石板经文，否则将格杀勿论。当时被软禁在曼谷的高木繁护先生为保护村民，托人带出书信，指示宋巴迪长老和另一位年轻长老交出石板经文。殉道的前辈长老交代他保护的是这个作为族人圣地的洞窟，而不是石板经文。事实上，高木繁护此前已考证出拉瓦纳石板经文的刻制年代并不久远。而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洞窟，其摩崖经文却可以上溯到十三或十四世纪。那时拉瓦纳村民的先人和隐修僧侣在伊斯兰入侵后，_直向东迁徙，最后选择此地定居。”

“拉瓦纳村的名字来源于古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罗刹魔王Ravanna？”

“可以这么说。但它不是族人自己取的名字，而是本地土著称呼这个部族的侮辱性的名字。相传，最初迁徙来此的先祖们起先居住在丛林边缘的平原一带，可能因为肤色、信仰与当地土著完全不同而遭到排斥，而后才迁入了山谷中。但这个名字一直在官方文书中被保留了下来。久而久之村民们也习惯了这个叫法。而且这个名字很独特，对他们信奉的隐修教义也是一种很好的掩护。”

“洞窟所刻经文确实是出自早期隐修部派的教典？”

“拉瓦纳洞窟的隐修佛典按照古老的‘九分教’体系编制，那是圣教教义最早期的基本形制，是佛陀本人在弘法传教中期所亲自订立的。南传上座部佛教虽也认同这一说法，但主要是作为判定经文文体类别的一个根据，其佛典的编撰却是五部‘尼柯耶’。在发现这个洞窟之前，我们从未见识真正依从这一规范确定的佛典。但因这个洞窟的年代并不久远，仅此一点，恐怕还不足以得出结论，至多将隐修部派的时间上溯到十二世纪。不过，如果您留心注意史梯德那本《早期佛教正伪辨》和高木繁护的《东方圣教隐修法门》，就会发现一些端倪。在这两部著作中，上述两位作者都提到了雪山部派。大髻智长老离开柬埔寨转去尼泊尔后，沿着史梯德先生当年的考察路线重又遍访各地。在尼泊尔山地，他找到了那个与拉瓦纳人信奉同样教义体系的部族村落。您所寻求的答案，或许就在那里的圣寺吧。如果你们打算前去探访，可以事先咨询一下圣典会的荷默教授。”

值事僧的一席话，彻底扫除了宋汉城心中的疑虑，但也留下了一个新的悬疑。看来，最终的答案只有在他们亲自登临那个高山之国，见到高木繁护本人时才会揭晓。眼下，再继续追问下去已没有多大意义，况且值事僧已经给了他一个再清楚不过的说明。

适才值事僧所说的“九分教”[1]，是佛陀在世时即已采用的教授佛法的分类。宋汉城记起了高木繁护在《东方圣教隐修法门》中所提出的一个观点，他认为窟外结集佛典的原始范型应是“九分教”和波罗提木叉（分别解脱戒法），而非今天南北传佛典的三藏形式。继承窟外结集圣典的隐修派僧侣谨守“不增不减”的遗训，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竭力维护着佛法的本初原貌。

按照文体及内容进行归类的佛典非常便于记诵，这与早期教团僧侣之间口耳相传的传承方式也更为吻合。惜乎后世部派抛弃了这个基本分类方法，后又因对教义产生分歧而开始各自增删原典，最终导致佛典系出多门，形成了一个空前庞杂、多生歧义的文本系统。相比之下，晚于佛教近一千五百年的基督教在其创立早期就基本确定了《圣经》的基本体制，其后世信徒可凭一本《圣经》而了知教义。早期隐修佛典的简洁性，也许将带来更多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