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第6/8页）

他们入住了机场附近的驿站酒店，佩罗给达拉斯的梅夫·斯托弗打去电话。

“梅夫，我们这儿有个人，他只有伊朗护照，没有美国签证——你知道我在说谁吧？”

“是的。”

“他救了美国人的性命，在我们抵达美国后，我不想让他受到骚扰。”

“明白。”

“给哈里·麦基罗普打电话。让他解决这件事。”

“好的。”

凌晨六点，斯卡利叫醒了所有人。他把科伯恩从被窝里拽出来。西蒙斯给科伯恩服用的催醒丸的副作用仍未消退——科伯恩脾气暴躁，疲倦不堪，全然不顾自己是否赶得上飞机。

斯卡利安排了一辆巴士，将所有人载去盖特威克机场，路上足足要花两个小时。他们出酒店的时候，基恩·泰勒费力地提着塑料大箱子，里面装有他在伊斯坦布尔机场购买的酒和烟。他说：“嘿，你们有人愿意帮我提一下吗？”

没有人应声。他们都上了巴士。

“你们都是浑蛋。”泰勒说，他只好将这些烟酒都交给了酒店门卫。

抵达机场后，佩罗走在他的人后面，发现其他乘客都在纷纷避让，这时他才意识到他的人看上去有多么邋遢。大多数人已经好几天都没有好好洗过澡、刮过胡子，他们穿着的衣服裤子都很脏，而且不合体。他们很可能也散发着臭味。

佩罗要求布兰尼夫国际航空公司的乘客服务专员来见他。布兰尼夫是达拉斯的航空公司，佩罗多次乘坐这家公司的航班去伦敦，所以许多员工都认识他。

他问这名专员：“我能不能为我的人包下波音747的上层休息室？”

专员瞪着佩罗的人。佩罗知道他在想什么——佩罗招待的通常是举止安静、西装革履的商人，而这次他带来的人却像是一群刚修理完特别脏的发动机的维修工。

专员说：“呃，我们不能把整个休息室都租给你，先生，因为国际航班规则不准这么做。但我想如果你的朋友到上层休息室去，其他乘客是不会打扰你们的。”

佩罗明白他的意思。

佩罗上飞机的时候，对一个空姐说：“我的人在飞机上要什么你就给他们什么。”

佩罗继续往前走，这个空姐瞪大了眼睛，转头问自己的同事：“他是什么人？”

她的同事告诉了她。

机上播放的电影是《周末夜狂热》，但投影仪却失灵了。博尔韦尔很失望：他看过这部电影，本打算再看一遍，但现在他只好坐在那里，同保罗聊天。

其他人大都去了上层休息室。西蒙斯和科伯恩又躺下睡着了。

飞到大西洋上空时，基恩·泰勒突然想到清算一下账目。过去的几周里，他都将超过二十五万美元的现金带在身上，在必要的时候大把大把地花出去。

他在地板上铺了一张毯子，开始将钱收集到一处。营救队的其他成员也纷纷把他们口袋、靴子、帽子和袖子里的钞票找出来，扔到地板上。

有一两个头等舱的乘客不顾佩罗的人令人不快的外表，也来到上层休息室，但现在他们还是离开了，因为这群貌似恶徒的人不仅体味难闻，胡子拉碴，戴着针织帽，穿着脏靴子和破大衣，更可怕的是，他们竟然将大笔钞票摊在地板上数了起来。

几分钟后，一个空姐来到上层休息室，对佩罗说：“有乘客建议我们通知警察调查你们，”她说，“您能下来安抚他们一下吗？”

“我很乐意。”

佩罗来到头等舱，向坐在前排的乘客介绍自己。有人听说过他。他开始告诉他们保罗和比尔的故事。

他说着说着，其他乘客也来听了。头等舱的机组成员也停下工作，站在一旁。然后，经济舱的一些机组成员也来了。很快他身边就围满了人。

佩罗开始认识到，他讲的故事可能全世界都想听。

上层休息室里，大家跟基恩·泰勒开了最后一个玩笑。

泰勒收集钱的时候，不小心掉下了三捆钞票，每捆一万美元，比尔将这些钱悄悄地塞进了自己的口袋。

最后钱数当然不对。他们全像印度人那样围坐在地板上，忍住笑意，看着泰勒又把钱数了一遍。

“我怎么会漏掉三万美元？”泰勒气呼呼地说，“浑蛋，怎么数来数去都是这么多钱。也许是我脑子发昏了。我他妈的到底怎么了？”

这时比尔从楼下上来道：“出什么事了，基恩？”

“我们差三万美元，我不知道我把钱花到哪里去了。”

比尔从口袋里摸出三捆钞票，道：“你找的是这个吧？”

他们哄堂大笑起来。

“给我。”泰勒火冒三丈，“该死的盖洛德，我真希望把你留在监狱里！”

他们笑得愈发厉害了。

4

飞机朝达拉斯降落。

罗斯·佩罗坐在拉西德旁边，将他们经过的地名一一告知拉西德。拉西德朝窗外望去，身下是平坦的棕色大地和宽阔而笔直的公路。这里就是美国。

乔·波赫的心情大好。他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橄榄球俱乐部做队长的时候，每次艰难地赢得比赛，他也没有如此高兴过。从越南回来的时候他也有同样的感觉——他是优秀团队的一分子，他活了下来，他学到了很多东西，他得到了成长。

现在，只差一样东西就能令他感到彻底满意——一套干净的内衣裤。

罗恩·戴维斯坐在杰伊·科伯恩旁边。“嘿，杰伊，我们现在能干什么营生呢？”

科伯恩笑道：“我不知道。”

戴维斯觉得，如果自己再坐到办公桌后面，那会非常奇怪。他不喜欢那幅画面。

他突然想到，玛瓦已经怀孕三个月了，肚子应该鼓出来了吧。他很想看到她的样子。我知道我要什么，他想。我要一杯可乐，罐装的那种，从加油站的自动售货机里取出来。还需要一份肯德基。

帕特·斯卡利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别让我再看到橙色出租车。

斯卡利坐在吉姆·舒维巴赫旁边，他们又在一起了——身材矮小但身手不凡的一对搭档——整个行动中，他们没有开一枪。他们一直在谈论EDS公司可以从营救行动中学到什么。公司在其他中东国家还有项目，并打算到远东发展业务。公司是否需要成立一支常备的营救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一旦公司遇到问题，他们就愿意奔赴遥远的国度执行秘密任务？他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这次行动是独一无二的。斯卡利不想再去任何原始落后的国家。在德黑兰的时候，他恨透了每天早上同两三个脾气暴躁的家伙挤进橙色出租车，车内广播中播放着刺耳的伊朗音乐，下车时还必定同司机为打车费吵一架。无论我将来在哪里工作，做什么，我都要开自己的车去办公室。那必须是一辆宽敞舒适的美国车，开着空调，播放着柔和的音乐。而且，我可不想再蹲在地板里的洞上解手，我要干净卫生的美式厕所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