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餐桌上的闲谈(第6/13页)
“如果他不尽快回来和我会面,还会犯得更严重呢。我不想到他家去拜访,免得他尴尬,但我们也不能无休止地等下去,得把吉尔瑞护士长的证词查证清楚。这两起谋杀案——如果它们是谋杀的话——的关键在于时间。我们必须知道每一个人的行踪,如果可能的话得落实到每一分钟。时间是决定性因素。”
马斯特森说:“我感到奇怪的是那有毒的滴液。如果不是特别小心、专注,苯酚被灌到牛奶里面去时,一定无法保证浓度合适,混合液还必须具有牛奶的质地和颜色的。更何况,替换瓶盖的封口时更是要足够的耐心和细心。这一切不可能是在匆忙中完成的。”
“我确信凶手一定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通过谨慎、小心的操作才完成的。我想我知道是怎样做到的。”
他陈述了一番自己的推理。马斯特森警官对于自己居然错过了如此明显的迹象大为生气,说:“当然是那样,一定是那样的。”
“不是一定,警官。只是可能是那样做的。”
但是马斯特森警官说出了一条反驳的理由。
达格利什回答:“但那不适用于一个女人。一个女人做起这件事来很容易,而一个特别的女人做起来就更容易了。我承认,男人会很难做到。”
“那么可以假定那牛奶是被一个女人掺了东西?”
“有可能两个女孩是被同一个女人谋杀的。但这仍然只是一种推测。达克尔斯护士完全恢复了没有?我能和她谈话了吗?按说斯耐林大夫今天上午应该在照看她。”
“护士长午饭前打过电话来,说那女孩仍在睡,但是她应该已经恢复了。她醒来后你就可以和她谈话了。她吃了镇静药,药劲还没有过去,天知道她什么时候会醒来。我去单人病房时要不要看看她?”
“不,我过一会儿去看她。你可以去核实一下1月12日法伦返回南丁格尔大楼的经过。也许有人看见她离开了。在病房住院时,她的衣服放在哪儿?会不会有人穿了她的衣服冒充她?这看起来不太可能,但应该去查一下。”
“贝利警察查过了,先生。没人看见法伦离开,但她们承认她有可能在不被人看见的情况下从病房中溜出去。大家都很忙,而她住的又是一间单人病房。如果发现病房里没人,护士们会认为她去了浴室。她的衣服就挂在病房的衣柜中。任何有权待在病房里的人都可以拿到它们,当然只有趁法伦睡着了,或是没在病房中才可能。没人相信会有人那样干。”
“我也不相信。我想我知道法伦为什么要返回南丁格尔大楼了。戈达尔护士告诉我们说法伦是在生病前两天才拿到她的怀孕化验单的。也许她还没有毁掉它。如果是这样,她一定不愿意让别人得到它。这东西一定不在她的文件夹中。我猜测她回来取走了化验单,撕掉后在卫生间冲走了。”
“她就不能打电话让戈达尔护士帮她毁掉它吗?”
“她不想引起别人怀疑。法伦护士无法确定她一打电话就能让戈达尔本人接听,她不想再让其他人知道这个消息。如果她坚持只对某一个特定的护士说,不愿接受别人的帮助,会显得相当奇怪。但这只不过是我们的推测。对南丁格尔大楼的搜查做完了吗?”
“做完了,先生,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没有毒药和毒药容器的一丝痕迹。大多数房间里都有几瓶阿司匹林,吉尔瑞护士长、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和泰勒小姐都有少量的安眠药片。但是法伦应该不是死于镇静药或催眠药中毒的,对吧?”
“不是,比用那些药死得更快。我们在拿到实验室报告之前,只能耐心等待。”
5
在单人病室最大、最豪华的病房里,下午——准确地说是14时34分——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失去了一个病人。她总是认为这种方式让人想起死亡。病人走了,战斗结束了,她,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被打败了。她的许多次战斗都注定要失败,敌人即便在目前的小战役中被击退了,也总是会获得最后的胜利,这让她心里常常会产生挫败感。病人到布鲁姆费特的病房里来不是为了等死,而是想让病情好转的。护士长会以不屈不挠的意志来鼓励他们,他们很多时候都会好起来,常常令自己都感到吃惊,当然偶尔也会与他们的预料相违背。
她本没有对赢得这场特别的战斗抱多大的希望,但直到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抬手关掉了输血管,她才接受了失败的事实。病人肯定做了足够大的努力。这是一个难缠、苛求的病人,却是一个好斗的勇士。他曾经是一个富有的商人,对未来所做的计划中肯定不包括死于42岁。她记起他那疯狂又吃惊的眼神,几乎是在暴怒。在这种暴怒中,他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明白死亡既不是他也不是他的会计能够安排的。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常常看见他那每天都来探望的年轻寡妇,心想她不知会有多么悲痛、多么心烦意乱。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为了挽救他做过许多英勇而持久的努力,对于努力之后的失败,只有病人自己才会大动肝火。对于外科大夫来说,幸运的是病人现在既不能要求别人做出解释,也不能要求别人向他道歉了。
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将要会见病人的寡妇,向她献上精心推敲的慰问词,这对他已是一种习惯了。他的安慰话里会说一切人力所及的办法他都试过了。在这种情况下,账单上的数字会被说成是为了保证这些手段的实施,当然,也是对不可避免的丧亲惨剧的一剂强有力的解毒药。科特里-布里格斯的确对所有的寡妇都非常和善,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都会很公平地得到他的安慰。他总是把一只手放在她们的肩上,让她们接受那些表示遗憾和安慰的客套话。
她将被单拉过来,盖上那张突然变得无神的脸。用经验丰富的手指合上死者的眼睛时,她感到在那起皱的眼皮底下,眼球仍然有点热气。她既没有感到悲痛,也没有感到愤怒。只是像往常一样,感到失败像一个沉重的包袱拖着她,压在她的肚子和背上,使肌肉变得疲倦。
他们一起从病床边转身走开。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向外科大夫的脸上扫了一眼,看到了他憔悴的面容,不免心中一动。这是他第一次因为失败和年龄而害怕。对于他来说,亲眼看着一个病人死去当然很不寻常。病人死在手术台上的事并不经常发生,在手术台给病人留下一口气,让他们垂死挣扎着回到病房也很有失尊严。但是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不像布鲁姆费特护士长,不必守着病人直至他咽下最后一口气。尽管如此,她还是不相信这次特殊的死亡会使他变得沮丧,毕竟这是意料之外的。即使做过自我批评,他也没有什么可责备的。她感到外科大夫正受着某种微妙的焦虑的重压,不知道那是否与法伦的死有关。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心想,他丧失了一些活力,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