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信封(第35/92页)
她已经穿上了她那件破旧的褐色大衣,戴上了那顶羊毛帽子。
“你看,你必须意志坚强。我们的工作不简单,一点也不简单。我们的地位,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没错,约内尔同志会告诉你一切。我得抓紧了,否则没有时间给女儿准备吃的。三点钟还要赶回来参加训练会议。”
她把一个大包往肩膀上一背,拽了拽脖子里的那条皱巴巴的绿色围巾,大踏步地走了出去。是的,主任同志匆匆忙忙地离开了。
万恰侦探走进大房间,微笑着跟约珀老爷子打了个招呼,随即朝走廊的尽头走去。他左转,来到了院子里。
他在一扇门前停住脚步,门上的玻璃被一小块绿窗帘遮掩着。他走进去,眼前是一个黑暗的小房间,里面摆放着两张写字台,天花板上的灯泡闪着微光。约内尔编辑面色苍白,身体蜷缩着,衣服上还沾了些纸屑。
“我刚刚和波佩斯库同志交谈过,她让我来找你……”
“波佩斯库是我们的主席,奥列斯特·波佩斯库同志是主席,主任同志名叫博卡。算了,告诉我,你有什么事情?”
“我想,你这里应该有协会成员的花名册。”
“我不负责档案。当然,我们有适当的记录。我们每一个会员都有档案。成千上万份档案——一个很特别的档案库。不对外开放。有特别授权的人才可能查阅这些文件。但是,如果是博卡同志派你来的——嗯。如果主任同志同意的话,那你就可以去查阅那些档案材料。在人事部,档案也存放在那里。每一个人的档案。成千上万份卷宗,全都整理得井井有条。不管你想找什么,你都能找到。”
万恰侦探不想放弃约内尔同志,他是他唯一的机会。
“我在找一个人。他大概60岁左右。摄影师。过去是摄影师。我听说他曾经干过摄影师,或许现在还在干这一行。奥克塔维安。一个老熟人,奥克塔维安,是的,他就叫这个名字。但我记不得他的姓氏。古舍,杜沙,武沙,珀普莎——我不肯定。但是,他的名字肯定是奥克塔维安。如果你有一份按职业排列的人员名单……”
“当然,我们有此类的名单,按照年龄、社会背景、职业、工作表现、教育程度、家庭生活、体育运动等等分类的名单——没错,包括体育运动,这很重要。每一个方面都有所涉及。工作经历、参加任何组织和政治团体的背景,以及曾经接受过的军事训练、特殊训练、紧急训练、干预训练等。没错,我记得,我们这里是有一些摄影师。有几位还曾经在我们这里帮过忙。我比较熟悉他们。其他的摄影师可以在名单里查询——我的意思是,能找到他们的信息。”
就在这时,门开了。叹息声声,时光倒流。“哇,是你。”“怎么会呢!”“真没想到!”
就这样,来访者不再受制于那个百事通约内尔了。约内尔同志克制着只给了他仅剩的两期《我们的生活》。
“拿着,你会感兴趣的。拉多维奇夫人带你到楼上去了解你想知道的信息——我看出来了,你们俩认识。伊里娜,你一定要告诉约珀同志,秘书同志已经跟这位同志交谈过了。所以,约珀应该允许他查阅那些名单,就是那份按职业排列的名单,就那一份,仅此而已。没有必要查阅卷宗,就那一份职业名单。约珀会明白其中的道理。”
推搡,大笑,蹦跳。“太令人惊讶了,伊拉,真的是你吗?我都完全忘记了。你了解我这个人。”“很正常,托莱亚,很正常。是的,我就在这个老鼠洞里,你都看到了。就在这个为老鼠准备的洞里,一个有毒的逼仄。”
就这样,万恰先生又回到了电车站。他有些不耐烦,等电车到站时,他上了车,在售票员身边的一个空座位上坐下来,打开手中的报纸。他翻阅着,奥克塔维安的幽灵没有出现,里面也没有奥列斯特·波佩斯库主席的名字,也没有伊里娜·拉多维奇的名字。伊拉在那个离奇怪异的协会里能做些什么呢?设计特殊的告示牌和海报?还是设计那些反映协会的成就和使命的图片展览?或者,为欢庆活动准备人体模型?为什么波佩斯库这个过去的仇人,这个将军同志,这个裁缝,他为什么在预备役部队里?她还没有摆脱他的控制吗?老奥克塔维安怎样了?在那些领导和先进工人的照片里,为什么没有他?为什么没有找到任何对他歌功颂德的文章?万恰先生一遍遍地读着,头俯在报纸上,其实此时他早就已经从电车上下来了。
照这样看,摄影师奥克塔维安并没有在显要位置露面。他更喜欢隐身于教派的成员之中。在这个模范组织中,周围有这么多模范成员,他肯定已经习惯了无声的威严。只有手势和暗语吗?他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出的基本特性跟40年前完全相同吗?神秘、欺诈、孤僻、缺乏幽默?大发雷霆,只为这个肤浅、复杂、卑鄙的世界——这个世界到头来还在成功地维持着?满怀仇恨,只为那个窥视已久的美人,那种让他难堪的聪明才智,那种他并不相信的美德?准确地说,这个模范的协会对他而言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个绝佳的掩护?一个理想的途径,帮助他实现年轻时所孕育的罪恶理想?挫败的兵团?神秘和起誓,还有遭遇创伤的名利?
万恰先生把身体的重心从一只脚转移到另一只脚,眼睛不停地搜索着手中的报纸,但却一无所获。报纸上的措辞和现今全国各家报纸所用的典型言辞极为相似。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难道这个特殊的组织表面上完全同化于周围的环境,并以此为幌子,掩盖它真实的地下运作?这种模范组织的地下温床已经初具规模,它可以逐渐完善党派的组织工作,并且不断挖掘它自身的干预潜能。肯定地说,这跟摄影师奥克塔维安的风格十分吻合。那么,其他人呢?他们如何接受和理解那些权威性的指示呢?那个肢体不全的组织仍然拥有什么深不可测的策略吗?或者,他们只是些模范的特工人员,他们始终追求眼前的目标,重局部,轻全盘呢?这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他们不可以偏离航线,不可以绕道而行;没有延迟,没有玩笑,没有中伤和辩论,也没有犹豫和彷徨,是这样吗?只有武断的命令和原始的行动吗?那么,如何解释节日的歌舞表演,以及对未来和理想的追求?如何解释他们眼前的基本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