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4（第3/4页）

后旧宅翻修时，把升降机井改成了电线通道，而我住进来后，就借口要安装高速光纤电缆到我的计算机上，以随时留意我其实不存在的风险基金活动，因此取得房东许可，找了个曾帮“空降师”安装监控设备的包商，进入那个升降机井。我让他在里头装了个梯子，通到地下室。我当时觉得，这么一来，付那个天价房租也还算值得。现在更觉得太划算了。

我打开一个橱柜门，拿掉入口的小镶板，不到一分钟就走向建筑后方的一条窄巷。我预料随时会听到这栋19世纪建筑物的正面和列入公共遗产的凸窗会被炸开，落在香榭丽舍大道上。

什么都没有。是什么阻止他们了？我猜想，在玛德莲大道上跟丢我之后，他们就立刻回到我的公寓。但因为一开始不确定我是不是会回来，就先敲门确认一下。

幸好我没去应门。我几乎确定有两个人—换作是我就会用两个人—此刻正躲在电梯旁，等着我去应门。这给了我一个机会—如果我从大门进去，爬楼梯上楼，我很确定可以让他们猝不及防。在受训的同梯里，我向来不是最好的射手，但要把他们两个都干掉，也还是绰绰有余。

走出巷子后，我慢下脚步，一边观察着路上行人，好确定屋里的那两个家伙没有帮手在街上等着。我看到几个女人在蒙田大街的奢华商店里购物完要回家，看到几对伴侣在遛狗，还有一名戴着纽约大都会队棒球帽的男子背对着我—看样子是观光客—站在我那栋公寓大楼隔壁的糕点店前看着橱窗，但是我没看到任何人符合我心目中的模样。我转向路上的车辆，同样地，没看到白色出租车，也没看到杀手坐在停路边的汽车上。

我往前走，凑近一个穿高跟鞋的五十岁女人和比她年轻二十岁的小男友，如果有个屋顶上的狙击手，这对情侣就算无法完全遮住我，但绝对会增加棘手程度。在他们的掩护下，我逐渐走近我那栋公寓：还剩八十码、四十码、二十码……

经过糕点店时，那个戴着大都会棒球帽的男子在后头对着我说：“要是你把那道该死的门打开，事情不是会比较简单吗，坎波先生？”

我的心脏停了一下，所有的恐惧都跌落在又大又空荡的胃里。接下来的那一瞬间，两个出自直觉又彼此矛盾的想法抢着要压倒对方。第一个是：所以一切就是会这么结束？退休的探员斗智失败，在一条巴黎的街道上被射穿头部，枪手大概是某个站在糕点店前的人。我猜想，这是给我的极刑吧，倒在人行道上流血致死，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把手枪放进口袋，跟那个戴着大都会棒球帽的男子走路离开，来接他们的车是—还会有什么？一辆白色出租车。

另一个想法是—他们不可能要来杀我。即使有个狙击手就在某栋建筑物的屋顶，或者在雅典娜广场饭店的某个房间里，那个戴棒球帽的家伙只要默默打个手势，枪手就可以完成任务了。在真实世界，杀手不会跟你讲话的：只有电影里的坏蛋才会有那种病态的需要，非得在扣下扳机之前把他们的人生故事告诉你。在这里，有太多危险了，你满心只想赶快把工作结束掉。看看圣托里尼吧。

然而，凡事总有第一次—所以我还是不确定该怎么办，该害怕还是不该松懈？我看着那名男子：一个五十来岁的黑人，身材瘦长，那张英俊的脸很憔悴。我告诉自己，这人比较像个不合格的退货瓷器，而非精致的利摩日名瓷。当他稍微走近我，我发现他右腿瘸得很严重，这个评估就更确定了。

“我想你刚刚叫我坎波先生？你认错人了。”我用法语说，每个音节都尽力模仿巴黎人的那种轻蔑口吻，“我不姓坎波。”我在争取时间，想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想这一点我们的意见一致，”他用英语说，“因为这个彼得·坎波并没有华尔街的交易执照，而且他管理的风险基金也不存在。”

他怎么会知道？我故作不经意地挪了一下位置，让他正好位于我和糕点店的橱窗之间。

“所以，如果你不姓坎波，那你是谁？”他继续说，“写过书的联邦调查局探员裘得·盖瑞特？唔，也不太可能—他已经死了。还有一件有关盖瑞特的怪事，”他冷静地说，“我跟他住在新奥尔良的表姐谈过，她很惊讶这个表弟的写作成就—她不太相信他看过半本书，更别说写了。”

他知道这些有关我的事情，但我还活着！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而且他似乎不打算杀我。我扫了一眼各个屋顶，想看看是不是有狙击手。

他望着我的双眼，知道我在干吗，但情绪完全不受影响：“我是这么想的，不管你是坎波或是谁，你用假身份过日子，又为了安全起见，用一个死人的名字写书。

“我想你曾经帮政府做事，只有四五个人知道你真正的名字。说不定还没那么多。

“对我来说，这表示去问你做过什么职业大概不聪明，但是，老实说，我不在乎。你的书是我读过的最棒的调查技巧专书。我只是想跟你谈谈这本书而已。”

我瞪着他。最后，我放弃了，用英语说：“你想谈一本书？！我差点杀了你！”

“不见得，”他说，然后压低声音，“我应该称呼你盖瑞特先生吗？”

“坎波吧，”我咬牙凶巴巴地说，“就是坎波。”

“不见得，坎波先生。我想如果有人要动手杀人，那应该会是我。”

他说得当然没错，而且你可以想象，这让我更火大了。他伸出一只手，没笑。后来我慢慢才晓得，他本来就很少笑。

“我是班·布瑞德利，”他镇定地说，“纽约市警察局的凶案组小队长。”

我不知道还能怎么样，于是就跟他握了手—一个是正在重新学习走路的警察，另一个是退休的情报员。

那一夜初次见面的我们，原都各自以为已经打完该打的仗，职业生涯结束了，但很奇怪的是，那场会面的意义非凡。

我们的相识很重要—老天，的确如此。一切到头来都很重要，一切到头来都莫名其妙地相互关联：在东城旅店的一桩谋杀案，在圣托里尼的餐厅里克里斯托·尼可莱德被射杀身亡，在博德鲁姆那场失败的卧底行动，我和班·布瑞德利的友谊，甚至是一名喇嘛在泰国山区的一段旅程。如果我相信命运，那么我就得说，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我很快就会晓得，还有一件极其重大的任务在前方等着我，那将是决定我人生最关键的任务。之后没多久，有天傍晚，我将会被拖回谍报世界，而我想过正常生活的一切盼望也将落空，大概还是永远的。就像大家常说的—如果你想让上帝发笑，就跟他说你把你的人生都计划好了。